郑重申明：
法国方苏雅先生于1896-1904年期间在中国拍摄的所有照片在中国的使用权，均属中国公民殷晓俊先生、昆明金龙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庆昌先生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制使用。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15岁沦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 1895年12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 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庭院。 1935年7月4月病逝。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方苏雅”这一中国名字也因此而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共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众的反帝斗争因清布政使治课带兵镇而告失败。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低北部湾。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老昆明典型的青石板巷，在今蓖子坡一带仍有可见。这种石板路中间的石块较大也较整齐，乃是“官道”；而两旁则以碎石铺地且较中间为低，一来突出尊卑有序，再者也是排水的需要。

这是方苏雅照片中极不自然的一张：所有的人都望着他的镜头，带着惊奇和茫然的神色——因为他们大都是被方的卫队用竹杆驱赶过来的，却不知道这个爬在楼梯上的洋人究竟意欲何为。以此照片作对比，我们不敢确信新建的金马碧鸡坊还在原址上吗？

尽管照片中出现的全是中国人，整个画面呈现出的却无疑是一种西洋风格。像后世的许多专业的摄影师一样，方苏雅喜欢以一种“局外人”的角度在一旁精巧构思——当他带领其卫队狩猎时也不例外。从他留下的文字记录来看，金殿后山一带当时仍然是山林密布、野物丰富，照片中人们烹煮的应该不只是自带的干粮。

这种以自然为主题、不见人影的照片在方苏雅的拍摄生涯中本来就极为少见，更由于图中的草海业已消逝而尤显珍贵，似专为警示后人而拍。如今照片上可见的除西山恒在以外，较明显的存留物只有摇摇欲坠的海埂龙王庙(西山左下角白屋)，现因修建通往龙门的缆车起点站所破坏。

这是1900年在洪化堂(后称讲武堂，在今省农展馆、省图书馆一带)创建的军校校长与学员的合影。在方苏雅拍摄的中国人中，这是最具威仪与尊严的一群。尤其是校长，其眼光凌厉与作派正大足令今人起敬。该校的师生后来有许多成为护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这是关于拓东城和拓东路最早，也是仅存的一张全景照片。从图中可看出，路北的建筑密集成群，路南则相对凋零，原因是当时滇池水时常肆虐路南。此张照片系方苏雅从横跨路中的状元楼上所拍，当时的街道建筑和人流情况因之而一览无余。百年沧桑，现仅存真庆观的残岩断壁和街名白塔路、拓东路。高楼耸立中的真庆观你还能留多久？

这是方苏雅于1900年手绘的云南府城郭略图(不包括中庆城和拓东城)。虽不很精确，但把握住了整体形状(灵龟)和内部构成，用阿拉伯数字详细标注了主要建筑和方位物，并留下地名和照片。其考察之细致令人惊叹。

昆明古城风貌
Ancient Kunming City?? 1899年
百年前熙攘的一条路(1899年)：
A road hustling and bustling a century old ago
    图中的白塔(现已毁)位于云南府城东２里处，是当时拓东路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右的建筑是古真武祠，为旧“汉营”，相传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屯军之所，唐代建拓东城，因此祠内有诸葛亮石刻像。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主要街道的路况和两旁的集市贸易情景，是极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风情图。方苏雅选择塔洞内有人、路中有牛车的时机拍照，是为了留下尺寸上的参照。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之一。

昆明北城门(1899年)：
The north city wall of Kunming
    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盘龙江畔的昆明城墙(1899年)：
The city wall on the bank of the Panlong River
    远处的金马山影表明这是昆明小东门一带的城墙，这里地势较低且紧依盘龙江--历史上多次肆虐沿岸的一条河，也是昆明最重要的水道。据老昆明回忆，它涨水时“坐在城墙上就能洗脚”。于是治理它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要课目。受它的影响，古昆明城池的形状建得并不方正，东边略偏。

至今尤存的东西寺塔
East and West Temple Pagodas which still exist
1900年 昆明
“城南双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涌波”，明初史谨在诗句中描写的这种景色，今天在昆明城仍能见到，只是东寺塔(图右)已不是史谨看见的那座南诏旧物，位置也更偏东，出了东寺街。

个性强烈的500罗汉
500 arhats with peculiar characters
1900年 昆明
方苏雅拍摄这张照片时，罗汉群雕塑成不久，故彩塑衣饰簇新，色泽鲜亮，衣纹优美。对照今天我们看到的500罗汉，可以发现一些罗汉已经移位变形。比较明显的是向九天揽月的罗汉，原来的手比身长数倍，后来不知为何变短了。

省垣第一名胜——圆通寺
Yuantong Temple, the frist historical site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1898年 昆明
圆通胜境坊前的贫民：
Poor people in front of Yuantongshengjing arch
    照片上的“圆通胜境”四字相传为明末黔国公沐天波所书，但并无具体史料佐证。方苏雅摄影，很少单照景物，而这张照片中那对相互抱紧的父子与高大牌坊之间的对比，不但令画面生动，也给整副照片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历史与人文内涵。

令人诧异的护法巨龙：
Surprising dragons protecting the law
    照片中的两根10米高的盘龙巨柱位于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正厅，这种代表皇帝的符号出现在寺庙中实属罕见，对之的解释也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一现象应该与由于“靖难之变”逃到昆明的明建文帝朱允有关。相传建文帝到昆明后即在武定狮山正续寺出家为僧，法名应文，不久升任该寺住持。但为了避免明成祖派人跟踪，应文大师甘作一名游僧，行迹不定。圆通寺历史悠久，又是昆明城区最大古刹，应文曾在这里久居是完全可能的。否则以一外省寺庙而建如此巨大的两条巨龙，法、理上都不太可能。

海源寺百年遗影
A photo of Haiyuan Temple taken a century ago
1900年 昆明
青山古寺，静谧安详，这是百年前海源寺给人的印象。据说从前殿内还有玉兰花一大株，根粗将近一人合抱，开花时满树皆白，香盈殿庭；寺前还有戏台，每年正月十五的庙会都有数千人前往游乐。如今这一切都已盛况不在：照片中背后的青山已成为采石场，寺内一切均破败不堪，且将房屋租借给民工贮藏炸药。呜呼!如此古寺，真的是在“火山”上面险情万状地苟延，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劫波历尽存金殿
Bronze Hall built after a catastrophe
1901年 昆明
全国最大的铜殿：
Bronze Hall, the biggest in China
    照片中驰名海内外的昆明金殿因其坚固而熬过了战火、地震乃至“文革”，留存至今。它比北京颐和园万寿山的金殿保存完整，比湖北武当山金殿规模大，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纯铜铸殿。

镇殿之宝：
The treasure housed in the Brozne Hall
    很难想象照片中的两个男子能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的衣着表明他们都是方苏雅的差官。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佩带左边的七星宝剑，但传说右边的大关刀是吴三桂用过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62岁时起兵反清，誓师后“上马驰骋于军较场者三匝，就马上举戈而挥者三”，举起挥舞的，或许就是这把大刀。

总督、巡抚的排场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1902—1903年 昆明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赤脚仪仗队(1902年)昆明:
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金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A French consul in China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Grand banquet on French National Day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领事、乞丐与差官(1900年，昆明)：
Consul, beggar and bailiff
    照片摄于昆明城垣内最大寺庙圆通寺，是方苏雅与所有中国人合影中最亲密的一张——他的手揽着一个行乞的叫化子，而左边他的差官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显然照片不是出自方苏雅之手(那时还没有自拍装置)，在构图、取景的各方面都与方的照片差距明显。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French consul and a famous anti-France general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方苏雅与埃莲娜·马尔芒女士：
Auguste Francois and his wife
    他们在1904年方苏雅任满回国后结婚。埃莲娜·马尔芒比方苏雅年轻20多岁，更多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始终对方苏雅保持着怀念和几乎是宗教式的崇敬。

方苏雅用过的带皮腔的相机：
A camera once used by Auguste Francois
    类似相机方苏雅带了7部到中国，此外还从电影发明者、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手中借走电影摄像机一台，在中国拍下了长达30分钟的无声电影胶片。

方苏雅使用过的玻璃底片盒：
Glass negative boxes once used by Auguste Francois
    这些玻璃底片尺寸各不相同，适用于不同的相机。1985年它们连同其它一些物品被捐赠给法国国家博物馆。

古老令旗下的现代步操：
Drilling under the "order"?banner
北较场比南较场大，建制与南较场相同，演武厅周围都是乱坟堆，仅能供军士操练而已。而在“令”字旗下操练德式步伐，虽然怪异，毕竟还是一种有机结合。

洪化堂炮队在操练：
The artillerists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are drilling
洪化堂(后称讲武堂)建立以后，聘请的是德国人任教官，创设绥靖新军3个营，炮队一个营。照片中的炮队学员正在练习使用德国克虏伯炮，但近前三个学员似乎并不专心。此操场原为吴三桂官邸，现在省农展馆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