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路(1904年，云南-川藏)：
The road of tea
背夫们的身体几乎被茶叶完全遮住，仿佛这些茶叶长出了双腿。的确，茶叶才是这些古道的中心，这是“茶之路”。为了便于运输，云南茶叶多制得成坨成块。如当时贡入帝廷的普洱茶，是在昆明将茶复蒸，趁茶叶回软时制成大方砖茶、小方砖茶及大七子圆、小五子圆茶，整齐美观且容易包装搬运。

滑杆与洋伞(1899年，昆明附近)：
A sedan and a foreign umbrella
处于画面中心的一把洋伞所代表的身份与权势，通过竹杆压在两个轿夫的肩上。其实方苏雅更关注“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据他记载，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

顶草帽的背夫(1903年，云南-川藏)：
Carriers
从背景中石垒的房基来看这里已进入藏区。顶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构图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构成的十字架和“门”形框更赋予整个画图以宗教般的庄严。无论方苏雅本意想表达何种内涵，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凝视这一情景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历史外，也有一种行吟式的抒情。图右方苏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骑暗示了整个拍摄过程。

“人上人”(1899年，云南)：
A man carried by a coolie
通过一种特殊装置，戴瓜皮帽的人骑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为了让对面出现的方苏雅的行李队先行通过。这种情况在两支马帮相遇时更为惊险，必须在听到前方的马铃响后提前做好准备。只能单行的狭窄古道常常一边悬空，一匹受惊的马就足以酿成整个马帮的惨祸。

滇越铁路施工现场:
A construction site of Yunnan-Vietnam Railway
图中外国工头正指挥工人在岩石中开路挖洞，但明显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工人无安全帽，而且山上山下皆一起在动工。滇越路沿线地势本来就险峻，加以野蛮施工，路成而万骨皆枯。所以有“一根枕木一条命，一颗道钉一滴血”的民谣。但这条铁路1950年回归中国后，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之中。

牛车爬梯(1899年，昆明附近)：
An ox cart climbing up a mountain slope
这是云南特有的情景之一。因为山多路陡，马车常不能行；而牛稳重力大，虽然缓慢，却能爬坡上坎。牛车的轮子是木制的，方苏雅曾戏称与其说它是圆的不如说是方的。在滇越铁路和滇京公路通车以前，牛车曾长期是云南地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之一。

困兽犹斗：
The surrounded foreigners are preparing for battle
照片中的外国人包括当时在昆明的全部法国人，可能还有几个英国牧师。他们因得到民众将攻击他们的消息而全体集中在方苏雅的法国领事署内。方苏雅用抢回的步枪武装了他们，并对传教士进行临时军事训练。但方苏雅下令，只有他能开第一枪(事实上没有)。按他的话来说，即“显示武力是为了没有必要使用武力”。实际上，多少是因为武器装备先进，这支临时凑成的部队具有的战斗力令清政府和民众都有所顾忌，从而使他们能从围困中安全撤离。

“我们已武装到牙齿”：
"We are armed to the teeth"
图为方苏雅的办公室主任和主要助手博伟，荷枪实弹地在法国领事署内站岗。请注意他右侧的立柱上的温度计，这样的温度计方苏雅共有4支，利用它他为昆明留下6年的气温计录，这肯定是最早的准确记录。至于右边的铁笼子，里面多半是方苏雅饲养的某种动物。也许在四面楚歌的时刻法国人已感到铁笼的含义，但据方苏雅说他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已武装到了牙齿”。但是照片中的人没能最终回到他的祖国法国，他在逃离昆明不久后死于越南。

被焚毁的天主教堂：
A Catholic church burnt to the ground
照片上的三个中国人都穿着法国领事署的“差官”制服，当然是方苏雅让他们站进画面参与构图的。当时焚毁这座教堂只花了20分钟，并殃及整个街区。主教的中国管家住宅也被民众哄抢，人们两次企图放火，但邻居将它扑灭了，害怕殃及自己。这座教堂位于平政街，如今主教堂建筑已恢复，在今昆明市红十字会医院内。

逃离教堂的天主教徒：
Catholics escaped from a Catholic church
图左的男孩当时13岁，是方苏雅一年前在中国收的养子，叫林河。据说“他既像个文人一样认识方块字，又像个家庭主妇一样会做家务，”但他的父母希望方苏雅教他学习欧洲的东西。无疑，他俩身上的“十”字教会标志是他们必须躲进法国领事署的原因。对于中国人，他们是“假洋鬼子”；对于法国人，他们是异族。这或许就是他们神情严峻、愁眉不展的原因。

前来护驾的清军：
The Qing army who have come to protect the consulate
居中的男子姓苏，他奉命带着一支300人的卫队前往法领事署负责保护法国人。但当上万民众围困着他们时，这些连鞋也没有、背着烟筒和梭标的卫兵害怕得两条腿在裤子里发抖。但正是这个苏最后给方苏雅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消息，使法国人得以在清晨撤离，避开了激愤的民众。

挂在领事衙门口的头颅：
A head hung in front of the French Consulate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也许都具有朴素的动机和目的：敌视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电报已经普及的时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民众发现曾经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清政府已经迅速转而把刀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颗挂在法国领事衙门口的头颅清楚地显现了这一运动的悲剧性。

奇异同盟：
Strange alliance
照片中清朝官员与法国人交错而坐，似乎是象征某种友谊和同盟，但实际上双方都疑虑重重：方苏雅得到的消息是正是这些官员在煽动民众反对洋人，而他又必须依靠清廷撤离昆明；另一方面，云贵总督丁振铎既惧怕洋人，又想在民众面前挽回面子，而他提出的留下传教士放走其他人的折中办法又被方苏雅拒绝。值得指出的是，这张照片明显使用了闪光灯，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影设备。没有它我们就无缘瞥见这个聚会于阴暗厅堂的奇异同盟。

这是在昆明周围至今仍常见到的街景，家畜、房屋、砖瓦、年画和对联，尤其是图左的鸡笼都令老昆明人熟悉的。现今消失的除了行人头上的辫子往往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了。

盛装的新娘：
A brige in gala dress
    按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新娘的妆扮为：头戴凤勒，身着红绸喜衣，上顶红绉盖头；髻上于金簪外再绾一如意形铜簪，于玉镯外更套一对铜镯；下围绿布裙，于绣鞋上更套上一双绿布软底鞋，名为踩堂鞋；脚踏一卷席子，一口袋米……。图中新娘的喜衣和头饰显然档次甚高，精美的刺绣图案花纹和银玉串缀遮面，其富丽华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散发着炫人的光彩，新娘能不顶盖头地在家中让方苏雅进行拍摄，足见方与其家人关系非同一般。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凭着这张照片，这个新娘的华服和青春已永驻于历史之中。

抱新娘上轿：
Carrying the brige onto a sedan
     在依依不舍扶住门框的母亲的目送下，新娘的叔伯兄弟和父亲一左一右抱起新娘走向娶亲的红轿，他们脸上的笑容表明他们对婚事是满意的。紧跟他们身后的就是促成这桩婚事的媒婆。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娘应该是在喜神香案前啼哭，一般认为哭得越伤心将来日子就越好过。在极端的情况下，新娘完全可能哭昏过去，这时由父兄把她抱上轿应该是非常自然的。

“九品”新郎官：
A bridegroom in the attire of ninth-grade official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着官服，胸前的练雀图案表明他是一个九品官。不过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钱捐来的，这也是当时大户人家在娶亲时的惯常做法之一。此时他手扶的木几上摆放的水烟杆、翡翠烟壶、雕花铜镜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与地位的值得炫耀的东西。

患佝偻的男孩(1900年，昆明)：
A boy suffering from rickets
在扭曲的身躯之上，这个男孩痛苦无助的目光穿越一百年时空盯住了我们以及未来。像通常做的一样，方苏雅在男孩的背后展开一张白布以突出人物，也使这一形象更为有力、逼人，直令人无法直视。佝偻病俗称小儿软骨病，是由于食物中缺少钙、磷和丁种维生素，并缺乏日光照射而引起的骨骼发育不良。症状有方头、鸡胸、两腿弯曲等。

有瘿袋的僧人(1900年，昆明)：
Monks suffering from thyroncus
图中三人都是当时在圆通寺出家的和尚，其中两人都有明显的瘿袋(俗称大脖子病，即甲状腺肿大)。这种因缺碘和缺乏营养导致的疾病当时在中国内陆各地都很流行，尤见于下层人民。身在佛门的他们亦没有幸免的福气。

眉清目秀的青年乞丐(1901年，昆明)：
A young begger with delicate features
他的右手紧握着一根“打狗棍”，左臂被一小张令人费解的草席所完全遮盖，手拿得之不易(是照像的奖赏?)的食物——一个苤蓝，神色茫然地 站在镜头前。年纪轻轻且看上去还算健康的他缘何沦落在这种命运里?也许答案就在那张小小的草席下面，只是对我们而言它就像历史一样沉重，使简单的真相消逝在无法穿透的迷雾中。

蜷缩的父子(1900年，昆明)：
Curling father and son
失去人形，甚至不敢正眼前望的残疾人的悲惨感受，通过扶在他双肩上的那双手传递到一个孩子心中，并投以世界以永久疑问和惊恐的一瞥。应该说照片 的内容是纪实和人道的，很难想象一个怀着强烈嫌恶之心的人有耐心为呈现这一种画面而在 镜头后严谨细致地工作。

她们朝向食物(1901年，昆明)：
The earliest photos of national minnor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这几个从城外来的女乞丐本来是在圆通寺的庙会上行乞，被方苏雅带到邻近的法国领事署领取了食物。在等待的一刻，她们疑惑不解地朝着同一方向观望。方苏雅电影摄像机摄下了整个过程，并留下了几张照片，这是其中最自然的一张，因为 她们此刻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照像机上。

盛装的彝族女子：
Yi Nationality women in gala attire
    照片1900年摄于云南楚雄。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且支系繁多，服装亦丰富多彩。在方苏雅拍下的少数民族照片中，彝族占的比例相当大，但大多是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有关云南彝族的这是唯一一张。类似穿着在今楚雄一带仍可常见。

苗族女子的服饰：
Clothing and accessaries of Miao Nationality women
    方苏雅让三个苗族女子分正、背及侧面站立，显然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全面地反映苗族人的穿着。苗族分布在云南滇南、滇东北一带，男子装束为对襟或左下襟短衣、头缠青色长巾、腰束布带，较为简朴；但妇女穿着的耳环、手钏、戒指、项链和挑花、镶花边服装则甚为绚丽，鞋帽也独具特色。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比现在已知最早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1903年拍摄的苗族照片还要早两年。

皈依天主教的少女：
Young girls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照片于1900年摄于红河地区，被摄者是一名民族教师，天主教徒。扶助、拉拢少数民族一直是法国殖民政策的方针之一，因此当时皈依天主教的信徒中少数民族比例很大。照片中的这位少女露出了迷人的微笑，这在方苏雅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中是仅见的。它显然也为方苏雅所爱，因此特地加上了椭圆框以突出。

逐水而居的撒梅族：
Samei nationality living with water
    照片1900年摄于滇池附近。溪边农妇正在清洗的是一个酷似草帽的锅盖，即云南十八怪中的“草帽当锅盖”。这种锅盖不仅取材方便，而且蒸出的食物天然清香。农妇头上的帕子均为蓝色，是识别其种族的一个标志，至今仍然，昆明人称其为“蓝帕子”,即撒梅族,是彝族的一个分支，散布于昆明北郊的桃园、红石岩、沙朗、小河等十余处村寨。他们“居山者耕背土贩薪于市；住水者举家捕鱼”，虽然仅能自给，甚或“拙于生计”，但却“耻取不义之财”，有诗赞曰：峻山千重水一湾，贩薪张网自忘艰；谋生耻作梁间客，夜户凭君不上关。

过坟山的牧童(1899年，昆明北郊)：
A cowboy crossing a grave
    坟山的牧童(1899年，昆明北郊)：这是堪称杰作的一张照片，方苏雅在此显露了他性格中唯美的一面。坟山、牛、牧童、树、道路这些象征式的元素使整个画面对比鲜明，视觉冲击力强烈，呈现出一种纯粹的艺术美，极富绘画感和寓意。其构图和光线处理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法国印象派画家(比如莫奈)的作品。但这种将具体环境完全抽象化的照片在方苏雅的影册中非常稀少，这与他当时担负的职责和使命不无关系。

奇怪的五角水牛(1899年，昆明)：
A strange ox with five horns
    这头甚是奇异的牛中间两角之间还有一角，已被锯掉(易伤人)，只剩一点角根。作为一个法国外省地主的后代，方苏雅对牛明显保持着一种朴素深厚的感情，不厌其烦地多次进行拍摄并常有新意。这头水牛曾作为神秘东方的一种符号给方苏雅的侄子赛都在童年时就留下深刻印象。其实这头怪牛对中国人来说也是神秘难解的。

犁·人(1899年，昆明)：
Farmer and plough
    一个与犁融为一体的中国人行走在乡村大道上，犁上仍残留着来自自家田地的泥土，而通过犁的上部他与路旁的树木也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将这样一张照片用来介绍中国的农具未尝不可，但它实际上还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乡村真正的诗意，一个农耕民族的精神形象。与那些方苏雅摆拍的人物照片根本不同的一点是，这个平静、自然的普通农民才像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或者说，他根本就是这山川树木的一部分，并使这一切具有灵性。

田中打谷(1900年，昆明)：
Threshing in the fields
    图中这名农夫举起的稻谷应该是昆明一带特产的“掉谷”，因其粒大易掉得名。这种秋收情景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也是法国同期画家经常表现的主题。不同的是，方苏雅的照片更强调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图中远山、道路和各种庄稼一览无余，将昆明坝子的秋日景象准确生动地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