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密设防的这段城墙上的塔楼是用作烽火台的，它可以在像蒙古人这样的流动性敌人到来时迅速报警。

沿海居民不得不经常自己驾船与侵扰他们的海盗作战。

1405年——1433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在非洲得到的一只长颈鹿，引起了朝廷上下的莫大的兴趣。它在禁苑中活动了几年，宫廷画家沈度在1414年的画中描绘了它的形象，画上的文字把此兽说成是麒麟。在古代文献中，麒麟的出现被解释为天降祥瑞。

1743年，官窑监督唐英为一组说明瓷器生产步骤的画写了解释文字。这些画没留下来，但他的描述大多配在了稍晚的木刻画中。关于对一大组餐具进行装饰所进行劳动分工，他描绘说，“如果各种绘饰不尽相同，工序则无规则而易乱。因勾轮廓者不习着色，着色者不习勾轮廓；其手以获专门之技巧，其心则不移。为得保一致，勾轮廓者与着色者虽分工不同而同处一舍”。

在欧洲，中国瓷器用作餐具和摆设。这里所展示的是里斯本桑托斯宫中的“瓷室”之天花板。在17世纪末，那里覆盖着260件1500年以来的中国盘子和碗，说明从那时起葡萄牙国王就开始收集中国瓷器。

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常有描绘性的场景。这件器物上画的是李寡妇保守贞洁的历史：一个男店主在店中捉了她的手，却不想让正在服丧的她和她的儿子在他的店中居住，于是她将被男店主摸过的手砍掉了

景德镇产的瓷器上的漂亮装饰在图形和主题方面，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创造性。这些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器物上绘制了包括龙、鸟、鱼、嬉耍的儿童等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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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黄河堤坝要求周期性地征发徭役。视察护黄工程也给康熙皇帝的数次南巡提供了借口。

清朝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那些主要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是高度自治的。对于清政府来说，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镇压反叛是很吃力的，特别是在19世纪反叛此伏彼起时。

满族人把自己的形象刻画为强悍的武士。乾隆皇帝的100名侍卫像中，包括这幅绘于1760年的挂轴帛画，它装点着举行国宴的大殿。

乾隆是一个很讲排场的人，他6次南巡就花了2000万两白银（1751年、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和1784年）。对于许多臣民来说，他的南巡是可以看到皇家周围绚丽光环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本图选自宫廷画家徐扬所绘由26部分组成的一幅彩绘手卷。它长500英尺，是为了纪念乾隆在1751年对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进行的长达4个月的巡视而作。

乾隆皇帝很欣赏西洋绘画和钟表，他决定也考验一下欧洲建筑，于是便让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1688——1768年）为他设计一个新的夏宫。乾隆把年的宫殿用来存放他越来越多的欧洲收藏品，并在1783年让人制作了一套园内建筑和景观的铜版画，这里表现的就是其中的一张。1860年，此园被英法联军烧毁，但其废墟至今还向游人开放。

清代旌表节妇的牌坊在全国比比皆是，本图展示的是某些至今还矗立在安徽歙县的贞节牌坊。

《红楼梦》塑造了一种理想的年轻女性的形象，即善解人意、聪慧的心灵和文弱的模样。这些《红楼梦》人物画为女画家徐苞（生于1810年）所作。

画家朱耷（亦称八大山人，约1616年——1705年）是明宗室，他拒绝与清合作，发展了一种具有高度表现力的绘画风格，运用了大量稀疏而湿润的笔触。本图取自1694年他为朋友画的一本22张的画册。画上题道：“竟作一日谈，胸怀若雄雌。黄金并白日，都负五坊儿。”

18世纪，欧洲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在广州的一个严格限制的区里，外商获准在那里装卸船上的货物。

英国人得意洋洋地纪念鸦片战争的胜利。在此版画中，中国的木船被一艘可用帆或蒸汽推动的明轮铁舰尼米西斯号击毁。

为榨出口供，审讯者可以使用法律允许的刑具，比如夹手指、腿和踝的夹子。在这幅明代短篇小说的插图中，衙役使用了夹子迫使那妇人招供。

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扩张到亚洲，引起了中国人的恐慌，害怕中国被瓜分。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东南亚被帝国主义列强开发的地区，也是中国移民最愿意移居的地方，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菏属东印度群岛。

为了打败太平军，忠于清廷的军队得常常包围太平军的据点。

随着西方在中国事务中日益凸显，中国人开始显示出对西方风俗的好奇，这与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风俗的好奇没有什么不同。19书记一份流行杂志上的这幅图的文字开始就说：“异域方殊礼”，注意到像握手和亲吻这样的西俗应该像中国的磕头和鞠躬。如此处所绘，法国的儿媳妇可以吻别公公和大伯小叔，这是法国上流社会的家庭礼仪，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恬不知耻。

在清前朝，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村落经常变为人口密集的市集。这幅图描绘的是安徽南部歙县的一个村子。选自1757年的《古歙图》一书。

在19世纪，特别是在华南，宗族组织依然强大。在某些地方，子孙们有祖先图用于过年时的祭祖。这是一张大图的局部，为福建连城县吴氏家族所有。其十八世祖的两肘为他的两个夫人遮挡，下面是他的三个儿子。尽管这些人物在生活中都是普通人，但在画中却身穿官服，反映了对他们在天国中能够获得这样地位的希望。

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海峡附近地区的华人，接受了某种综合了不同特点的衣服的式样，如这张1918年的合家欢所示。

由于美国政府使中国妇女进入美国十分困难，所以在20世纪初年旧金山的唐人街简直就是男人的世界。

19世纪末，日本加强国力的努力使它濒于全盘西化，这在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派去谈判的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的不同服饰上得到明显反映。在画中，年老的李鸿章坐在前面。日本的一个狂热分子曾向他射击，使他脸部受伤，这事发生之后，日本人不得不调整他们对中方的要求。

要在过去的女性中找到一个起正面作用的楷模，慈禧太后则不在其中之列。她曾在1861年——1908年两个小皇帝的统治时期垂帘听政。1875年，她的18岁的儿子同治皇帝薨，，她便立其3岁的侄子为帝，目的是确保她自己可以继续摄政。在中国需要一个大胆而冒险的领袖时，她的自私和无知使她扮演了一个反对变法的反动派的角色。她似乎也支持了一些现代化建设项目，但同时又鼓励批评者去攻击这些项目。

1896年，李鸿章在74岁的时候环游了世界，代表中国参加了俄国沙皇的加冕仪式，并拜访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国家首脑。这里是他与退休的英国首相威廉·格拉斯通并坐。

义和团成员多数是山东和河北的贫苦农民，他们把艰苦的生活归咎于外国的入侵和基督教会。本图是义和团刚刚出现在天津时的照片。他们的出现使外国侨民感到惊恐，因为后者已经听到了许多有关义和团恶意攻击外国人的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