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条街(1903年，昆明)
    图中被盘龙江所患的街道即报国寺街。盘龙江地势低平，纵贯南北，是穿越昆明市内的最大河流，历史上就多次因河道壅淤，汛期溃堤成灾，造成大小东门外的田亩和绣衣街、报国寺街一片汪洋。尤以清同治辛未年(公元1871年)大水最为严重，城内城外毁屋上千栋，据说水一直漫到报国寺大殿上三世佛的莲座，有八、九尺深。水患原因当然是排洪道不畅，但民间传说金牛寺的金牛事前叫几声，水就涨几尺。现金牛街的金牛寺已不存，但金牛还在，只是不再鸣叫

悠悠滇池出水口(1900年，昆明)：

    图中有两座桥，虽然留存至今，但桥名均已不可考。图左的九孔桥现被称为老桥，图右之桥则被称为新桥，两桥之间为中滩。汇入滇池的大小河流有20多条，泄水口却仅此一处。滇池水从龙王庙流经此处(即海口)后向西北折入螳螂川，经富民、禄劝，汇入金沙江。如今海口虽在，照片中的景象却已是沧海桑田。雄踞在两桥一带的“云峰造纸厂”不仅将两桥完全湮没，还源源不断地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海口，并经碧鸡山涵洞进入金沙江，危害甚远。

桅满篆塘(1900年，昆明)：
      由于当时昆明城内的桥梁拱高普遍较低，图中运粮船上高高的桅杆在过桥时都必须放下，十分不便。因此吴三桂在滇时于小西门外挖修了这个“篆塘”，并在塘上盖了粮仓，运到此地的粮食即可迅速入仓，而这一带也因此被命名为“仓储里”。当时大小篷船、双单彩船和小拔船等各种船只云集于此，成为昆明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如图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本世纪20年代前后，据统计，当时全部木船有700多只，仍以帆船数最多，占总数70%－80%。其中渔船多散在于河滨农村，游船则集中于篆塘。

洗马河中的驮马(1900年，昆明)：
    马背上的货物可能是木炭或栗炭。方苏雅拍照多以人为主体，极少拍摄单纯的风景。在这张照片中，马夫的缺席虽然奇怪，但令画面更为纯净、优美。 洗马河是翠湖通往滇池的第一段河道(今翠湖西路)。明初云南镇守国公沐英据汉代周亚夫屯军细柳营，治军严明的故事，在翠湖西岸建立“柳营”，他生平爱马，在营中饲养骏马良驹近千匹。每当天气晴和，士兵或在河边洗马，或在柳下放牧，加之河畔有一以桨染小布、纱帕出名的染布巷，巷内居民常到河边浣纱。人欢马嘶，自是一番热闹景象。

人马济济金汁河(1900年，昆明)：

    图中的金汁河埂道位于城外东郊苏家村，从图中看来，当时应是一热闹集市，人流、轿车、马匹和房屋均很密集，河埂很高。滇池水网纵横昆明，金汁河是一条主要的灌溉河，同时也与银汁河、盘龙江共同承担昆明市区的排水功能，至今仍是昆明市内主要河流，污染严重。

沃野中的河渠(1899年，昆明郊外)：

    图为一马帮正行进在昆明郊外滇池附近的一座石拱桥上，四周是肥饶的良田。石拱桥下为主水道，图右下侧则是一灌溉水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治理，使整个昆明坝子的灌溉、防洪体系日益发达，不愧为鱼米之乡。

行进在大观河上(1900年，昆明)：

    近景中的一个网兜表明这是艘渔船，它在通过远处的小桥后刚把桅杆和风帆升起，方苏雅就在船上摄下这张照片。就经济意义而言，篆塘河(后改大观河)一度是整个滇中水运的大动脉。自元代开凿后，一直是昆明西南方各县和省城之间的重要交通线，以供运省会粮食为主要任务，因而在明代就被称为运粮河。吴三桂时期为广集粮草，从大观楼的近华浦开挖一条人工河，以便将滇池沿岸的晋宁、昆阳、呈贡等地粮草由之运到昆明，从此皆称为大观河。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清军入滇征讨吴世璠叛乱，包围昆明。最初忽略滇池沿岸的大米依然经此水道进入城中，吴世璠得以支撑半年。后来被随军入滇的布政使王继文查知，封锁了滇池。吴世璠粮食来源断绝，很快土崩瓦解。大观河此后一直是昆明水运中的主河，至方苏雅时代水运中的唯一运输工具就是图中这样的木船。直到1913年，才有第一艘轮船下水试航。此后船越来越大而鱼越来越小，终至绝迹。如今的大观河已彻底沦为昆明的排污沟，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成为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治理已殊为不易。

服装与人 1896—1900年昆明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朝代，宫廷服装的繁丽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且制定了繁缛异常的服装仪制和等级之别。囿于条件,方苏雅拍摄的只是昆明一些官宦富家和庶民百姓的服饰，其中对女装的拍摄最为详细。当时，昆明普通妇女日常的穿着十分朴素，一般着粗布的宽袖大襟裳，下穿大脚裤，天足登软底布鞋，发绾髻无饰物，一身浆青洗白，甚是清爽利落；至于绸缎衣服，不但平日不穿，寻常客事也不敢穿，要做大喜事客，才裙袄褂的穿着起来。至于官商家的女子则着绫罗绸缎的宽袖大襟裳，下着长裙或宽脚裤，裤脚边要镶滚三道，首道宽，二、三道渐次变窄；三寸金莲登绣花翘尖鞋，头饰或笄簪绾髻，或戴一种青绒、青缎做成的有珠翠的头饰——钿子，再插上各种银饰，一身精致的镶饰锦绣，甚是繁杂艳丽、雍荣华贵。

    当时一般男子的穿着，无论士农工商，都是布衣布衫，布鞋布袜，只有一顶瓜皮帽是缎子做的，腰间大都缠根布带。据罗养儒回忆，当时腰间不缠带的只有一班酸秀士，其他农人工人，无一不缠。至于绸缎皮制的马褂衫子，普通人家也只有做大客才敢穿一两回。而小女孩穿宽袖衣，着镶花刺绣坎肩，头戴翘角绣花帽；小男孩套长衫、紧袖短衣，戴瓜皮小帽，甚是稚气可爱。除了锦衣绣袄、金翠装饰的妇女、儿童,方苏雅也捕捉了同时代衣弊履穿、食难果腹的贫寒人家的穿着服饰和不少显要人物的官服

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天足劳动妇女(1896年，昆明)：

    这位表情憨朴、体态健康的劳动妇女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是赤脚站在乱石堆中，脚上有几道明显的草鞋勒痕。尽管如此，她的服装仍具有宽大繁复的时代特征(如裙外再套褂)，只是为了便于劳作而大大缩短了衣袖裙裤的长度。再请注意她的耳环及其下坠心形连环，排除质地，这在大的形式上与贵妇并无差别，可见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只不过在贵妇那里它只是繁多喧哗的装饰之一，而在一个劳动者身上则像一个美好愿望或回忆那样有着纯朴自然的光亮。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八卦图前的全家福(1900年，昆明)
      照片中出现了五把样式各异的扇子，一看之下仿佛是当代扇厂的仿古广告；而与茶几背后八卦图阴阳相对应的两组人员也令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对拍照持严谨态度的方苏雅当时显然是走神了：最靠右的男孩身体被削去一半，而左边却有大片完全不必要的空间。一切似乎说明这并不是一次兴之所至的拍摄，尽管这个殷实的官宦之家(注意男主人的官靴)对此严阵以待，派上了不少道具。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当时昆明城内道观虽多，信道的人却远远少于信佛的；图中左边三人应该是小妾和她生的子女，右边两人则应该是正房所生之子。

她为何紧皱双眉(1896年)
    从衣着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决不是来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门，方苏雅与他的家人是何种交情，以及她后来的身世如何现在已难考证，但方苏雅对她的特别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相册中不仅有她与家人的合影，又让他的侍卫官抱着她留下了这张传神之作。无疑，她的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眉眼之间深刻的愁怨之情，这与她幼小年龄之间的巨大反差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力量。那本是一个中国人理应愤懑的年代，方苏雅镜头之下多的却是图中侍卫官一类低眉顺眼的形象，看来令人莫名难受。这个裹在一身富丽之中的千金小姐却不但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更以一种凌厉无畏的眼光从一角逼视着远处(根本无视她眼前的镜头)，使整幅照片骤然狭窄而且紧张，几乎要将旁边的成年男子挤出画面。这悲情，这不可名状的沧桑从何而来?又是什么主宰着她令人迷惑的内心?——是沉痛的历史，还是不祥的预感?这百年前令方苏雅惊诧的神秘精灵，今天仍让人震动

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东方美子（1900年 昆明）
      图中男子系当时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脸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宽大，不论在中国人还是方苏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国俊男标本，所以留下这张模特式的胸像。但从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这名男子虽然气质儒雅，神态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气与力度，与方苏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员并无本质差别。

榜题名三名士 1903年昆明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最早的云南少数民族照片

1900—1901年 云南
   历史上最为形象化地描述云南少数民族体貌服饰特征的，是明清文献中以黑白、彩色线条描绘的各种图说。19世纪末便携摄影机出现后，随着当时外国传教士、冒险者纷纷进入民族地区，曾猎奇般地拍摄了一民族的风土人情，但已罕见流传。现存较早的民族照片是1903年日本人类学家居鸟藏龙对中国南方苗族进行调查时拍摄的体质人类学照片；现存最早的中国民族学家拍摄的照片，是1928年杨成志、容肇祖等人在滇、川拍摄的彝族、苗族的民族学照片。而方苏雅的民族照片摄于1896—1900年间，共30余张，涉及云南的有红河的哈尼族、昆明的撒梅人、楚雄的彝族及滇南的苗族等，形象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上述民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面貌服饰特征，尤以皈依天主教的少数民族最为传神。这是国内已知最早、数量最多的民族学、人类学图文资料。

苗族女子的服饰：

    方苏雅让三个苗族女子分正、背及侧面站立，显然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全面地反映苗族人的穿着。苗族分布在云南滇南、滇东北一带，男子装束为对襟或左下襟短衣、头缠青色长巾、腰束布带，较为简朴；但妇女穿着的耳环、手钏、戒指、项链和挑花、镶花边服装则甚为绚丽，鞋帽也独具特色。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比现在已知最早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1903年拍摄的苗族照片还要早两年。

皈依天主教的少女：

    照片于1900年摄于红河地区，被摄者是一名民族教师，天主教徒。扶助、拉拢少数民族一直是法国殖民政策的方针之一，因此当时皈依天主教的信徒中少数民族比例很大。照片中的这位少女露出了迷人的微笑，这在方苏雅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中是仅见的。它显然也为方苏雅所爱，因此特地加上了椭圆框以突出。

逐水而居的撒梅族：

    照片1900年摄于滇池附近。溪边农妇正在清洗的是一个酷似草帽的锅盖，即云南十八怪中的“草帽当锅盖”。这种锅盖不仅取材方便，而且蒸出的食物天然清香。农妇头上的帕子均为蓝色，是识别其种族的一个标志，至今仍然，昆明人称其为“蓝帕子”,即撒梅族,是彝族的一个分支，散布于昆明北郊的桃园、红石岩、沙朗、小河等十余处村寨。他们“居山者耕背土贩薪于市；住水者举家捕鱼”，虽然仅能自给，甚或“拙于生计”，但却“耻取不义之财”，有诗赞曰：峻山千重水一湾，贩薪张网自忘艰；谋生耻作梁间客，夜户凭君不上关。

农耕与牛

1899—1900年 昆明
    中华民族有着漫长的农耕历史，农业在一切行业中从来是根本和基础。云南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种植作物不同，农耕技术发展也不平衡。方苏雅拍摄的农耕照片，对云南农民一天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和一年之中春耕秋收的场景，对一百年前云南从山区到坝区特别是滇池地区的农耕工具，以及放牧、纺织等生活技术都有形象记录。而且引人注目的是，方苏雅拍摄的农耕照片在其所有照片中具有突出的抒情性，并且全然是不自觉的流露。这可能与他的出身及艺术修养有关。这使得这些照片不仅具有很高史料价值，也同时具有艺术审美价值。这里选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5幅照片，读者自可窥其一斑。

坟山的牧童(1899年，昆明北郊)：

    坟山的牧童(1899年，昆明北郊)：这是堪称杰作的一张照片，方苏雅在此显露了他性格中唯美的一面。坟山、牛、牧童、树、道路这些象征式的元素使整个画面对比鲜明，视觉冲击力强烈，呈现出一种纯粹的艺术美，极富绘画感和寓意。其构图和光线处理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法国印象派画家(比如莫奈)的作品。但这种将具体环境完全抽象化的照片在方苏雅的影册中非常稀少，这与他当时担负的职责和使命不无关系。

奇怪的五角水牛(1899年，昆明)：

    这头甚是奇异的牛中间两角之间还有一角，已被锯掉(易伤人)，只剩一点角根。作为一个法国外省地主的后代，方苏雅对牛明显保持着一种朴素深厚的感情，不厌其烦地多次进行拍摄并常有新意。这头水牛曾作为神秘东方的一种符号给方苏雅的侄子赛都在童年时就留下深刻印象。其实这头怪牛对中国人来说也是神秘难解的。

犁·人(1899年，昆明)：

    一个与犁融为一体的中国人行走在乡村大道上，犁上仍残留着来自自家田地的泥土，而通过犁的上部他与路旁的树木也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将这样一张照片用来介绍中国的农具未尝不可，但它实际上还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乡村真正的诗意，一个农耕民族的精神形象。与那些方苏雅摆拍的人物照片根本不同的一点是，这个平静、自然的普通农民才像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或者说，他根本就是这山川树木的一部分，并使这一切具有灵性。

田中打谷(1900年，昆明)：

    图中这名农夫举起的稻谷应该是昆明一带特产的“掉谷”，因其粒大易掉得名。这种秋收情景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也是法国同期画家经常表现的主题。不同的是，方苏雅的照片更强调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图中远山、道路和各种庄稼一览无余，将昆明坝子的秋日景象准确生动地记录下来

滇池畔的耕作(1900年，昆明)：

    方苏雅拍牛虽多，但决不重复，牛在他眼里似乎是一个可以无限挖掘、创作的富于隐喻的题材。在这幅照片中，牛的两个主人——一对普通农耕夫妇都没有显露出面容，倒是两头牛以同一种令人感动的表情协调地合二为一了——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拉好它们身后的犁。整个画面里有一种温暖和谐的情致。肯定不该把这一切看作是完全偶然的，不要忘记方苏雅是左拉和自然主义的忠实崇拜者，而且他成长期间的法国正好是绘画领域大师叠出的高峰期，也是世界艺术的中心。

回族村寨 1900年 滇南

    据记载，方苏雅时代的昆明城房屋中平房占95%，只有翠湖边和新城铺云津市场有少数一楼一底的木板房。而平房中又以草房为多，整个云南民居都以草房为主。这种房屋取材方便，修建快速，缺点是防火防水性能较差。方苏雅在云南旅行时，出于安全和外交方针上的考虑，喜欢住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他所拍摄的少数民族房屋建筑中除回族村寨外，还有红河傣族的干栏式建筑和彝族的闪片房。这些房屋的共同特点是就地取材，样式统一，与周围环境协调相适

老较场上的新军 1903的昆明老较场
   　　晚清镇戍云南清军是绿营、练军、防营兵，分为马、步、战兵进行训练,由云贵总督统帅,云南省高级军事长官为巡抚、提督。当时在昆明有四个演兵习武的场所：“洪化堂”原为明代镇守国公沐英的柳营，旁临洗马河。吴三桂入滇后将之辟为“平西别苑”,其孙吴世璠称帝后改称“洪化府”,康熙末年，除正殿外，其亭台楼阁与群杂房屋均被拆毁，并于雍正初年辟为较武场，正殿则改作演武厅，称为“洪化堂”；“西箭道”(在今民生街沙朗巷)咸丰前为马王庙,庙前地势开阔,常有人在此支靶习射,后为云贵总督衙门卫队的操练之地；规模较大，也最为著名的是南、北门外的南、北较场,其中北较场最大，纵横都有八、九十丈；南较场纵横也有五十丈左右，范围包括今广济街、宝善街、南强街、毡子街、北后街、履善巷、公安巷、祥云街、鼎新街等。

　　据罗养儒《纪我所知集》，清朝咸丰年间，有“文边重在迎春，武边重在迎霜降”之说，迎春时文官要翎顶挂珠、蟒袍官靴列队沿街游行,祭春牛、芒神,以求农事顺利、五谷丰登。而每届霜降日，昆明军营中则要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这天，凡在省城的督标中协、抚标参将及属于提标的城守营参将要召集各级士兵，列队北教场。上级官员在演武厅入坐，千总、把总、百总则率队分行伫立厅前，将一支黄缎底、黑缎字、长可及丈、红火焰边的三军司令蜈蚣旗，竖在演武厅正中。届时官兵以酒帛作为牺牲，先放三排枪，祭拜演武厅上的霜降娘娘像后，再放三排枪，然后结队进北门，经北门街、升平坡、西华街，直下南正街，向南教场行进。一路上军队由督标中协、抚标参将分别率队,每队前都有号、鼓乐及鸣锣开道,执仗扬旗，缓缓而行。士兵身着戎装，腰佩弓韬，背负箭橐；卫队亲兵则持枪、扛红令字旗。中协、抚标骑马随后。最高军事长官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并不亲自参加游行，但他们的金盔金铠放在彩亭中由督标营、抚标营的士兵抬着前进，以表尊容。到了南较场以后，各营人分别站在演武厅的东西两面，掌旗官将三军司令旗竖立在厅阶前正中，然后大放鞭炮，督标与抚标走到台上将一支红帅旗升在将台旗杆上，督标下令士兵掌号鸣枪，方告礼毕。

　　这组照片全部摄于1903年，当时正处于清政府推行新政、扩编新军的高潮之中，在洪化堂已经设立了军事学校，请德国教官，以洋枪洋炮进行操练。方苏雅常以法国领事的身份应邀参加检阅新军操练，先后拍摄了军队的多次训练；而他见到的“迎霜降”典礼，也是以新军为主。虽然这一典礼在当时已没有昔日威武雄壮的场面，官兵都不甚振作(清朝在前几年一直处于连续的军事失败中)，但这些照片仍为我们留住了晚清云南这一独特的典礼情况。

古老令旗下的现代步操：

洪化堂炮队在操练：

洪化堂(后称讲武堂)建立以后，聘请的是德国人任教官，创设绥靖新军3个营，炮队一个营。照片中的炮队学员正在练习使用德国克虏伯炮，但近前三个学员似乎并不专心。此操场原为吴三桂官邸，现在省农展馆一带。

“昆明教案”中的血与火 1900年 昆明
    　　19世纪对整个中国都是屈辱。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各阶层的愤怒情绪日益增长。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兴起，发展到华北、东北地区，在清廷的默许和鼓励下，1900年在全国形成高潮。作为法国政府殖民部的代表，驻越南总督杜美在中越边境密陈重兵，广置炮垒，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入侵云南；作为法国政府外交部的代表，方苏雅则赶到越南面见杜美。鉴于当时云南已有强烈的反法情绪，方苏雅在返回昆明时以自卫为由携带四十余驮军械和士兵一百余人秘密入滇。行至蒙自时，已被蒙自关道发觉，许其通过而将详情报告云贵总督(见法人古德尔孟《云南游记》)。方苏雅一行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四月抵达昆明时，南关厘金局在行李中搜出枪弹三十二箱，便扣存局内。方苏雅亲自带领数十人闯入厘金局，用手枪进行威胁，将枪弹抢回领事馆。消息传出，昆明部分官绅民众义愤填膺，包围了领事馆达9日之久，直到5月20日在云南官府的干涉下解围。日后，方苏雅将军火移藏平政街天主教堂内。于是群情益愤，6月12日，万民群众再次包围了领事馆，投掷石块，捣毁领事馆侧的住宅，哄抢方苏雅撤退的军队财物，致使方苏雅几年来在云南拍摄的照片、玻璃底片千余张和旅游笔记、地图散失。群众还焚烧了部分法国教堂和马市口圣书公会、东郊金马寺附近狗饭田修道院方苏雅和三十二名法国传教士、法侨因云南巡抚丁振铎派队保护而得以脱身，7月5日返抵北部湾。昆明人民的斗争，因清布政使李经羲带兵镇压而告失败。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它可以看作是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是传统的排外情绪与日益加剧的敌视基督教传教士的结果。由于清朝政府在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而显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

　　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列强，与各国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惩办义和团与96名清廷高官，赔偿大量金币、允许各国的“保护”和道歉等等，国家主权丧失。慈禧谕知军机大臣：“以协理教案，赏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副领事威伯宝等。”1903年，昆明教案以允许英法合办兴隆公司开发云南七府矿产、在昆明建白龙潭天主教堂、向法国人赔款白银十二万两作赔偿告终。方苏雅也重回昆明，为修建滇越铁路做准备。

困兽犹斗：
      照片中的外国人包括当时在昆明的全部法国人，可能还有几个英国牧师。他们因得到民众将攻击他们的消息而全体集中在方苏雅的法国领事署内。方苏雅用抢回的步枪武装了他们，并对传教士进行临时军事训练。但方苏雅下令，只有他能开第一枪(事实上没有)。按他的话来说，即“显示武力是为了没有必要使用武力”。实际上，多少是因为武器装备先进，这支临时凑成的部队具有的战斗力令清政府和民众都有所顾忌，从而使他们能从围困中安全撤离。

“我们已武装到牙齿”：
      图为方苏雅的办公室主任和主要助手博伟，荷枪实弹地在法国领事署内站岗。请注意他右侧的立柱上的温度计，这样的温度计方苏雅共有4支，利用它他为昆明留下6年的气温计录，这肯定是最早的准确记录。至于右边的铁笼子，里面多半是方苏雅饲养的某种动物。也许在四面楚歌的时刻法国人已感到铁笼的含义，但据方苏雅说他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已武装到了牙齿”。但是照片中的人没能最终回到他的祖国法国，他在逃离昆明不久后死于越南。

被焚毁的天主教堂：
照片上的三个中国人都穿着法国领事署的“差官”制服，当然是方苏雅让他们站进画面参与构图的。当时焚毁这座教堂只花了20分钟，并殃及整个街区。主教的中国管家住宅也被民众哄抢，人们两次企图放火，但邻居将它扑灭了，害怕殃及自己。这座教堂位于平政街，如今主教堂建筑已恢复，在今昆明市红十字会医院内。

挂在领事衙门口的头颅：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也许都具有朴素的动机和目的：敌视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电报已经普及的时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民众发现曾经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清政府已经迅速转而把刀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颗挂在法国领事衙门口的头颅清楚地显现了这一运动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