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同盟：
      照片中清朝官员与法国人交错而坐，似乎是象征某种友谊和同盟，但实际上双方都疑虑重重：方苏雅得到的消息是正是这些官员在煽动民众反对洋人，而他又必须依靠清廷撤离昆明；另一方面，云贵总督丁振铎既惧怕洋人，又想在民众面前挽回面子，而他提出的留下传教士放走其他人的折中办法又被方苏雅拒绝。值得指出的是，这张照片明显使用了闪光灯，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影设备。没有它我们就无缘瞥见这个聚会于阴暗厅堂的奇异同盟。

烈士与看客 1903年 昆明

    　　诚如法国研究者所说，方苏雅在中国期间中国的主要特点是不稳定。他们(法国人)经常得益于这种不稳定，但其中也孕育着民间的反抗和觉醒。1898年法国殖民者向清政府索取了越南 边境至云南省城铁路的修筑权，在勘测线路中，强占良田，估拆民房。不久法、英与清政府签订《兴隆公司承办云南矿务章程》，掠夺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更激起了民愤。

　　周云祥是云南临安(今建水)西庄人，十几岁到个旧当矿工，身材魁梧，臂力过人，好打抱不平，广交朋友。1902年他在临安城中痛打调戏送葬妇女的清兵，酿成“临安风暴”，被官府令通缉，逼他走上造反的道路。1903年5月他在个旧矿区与红河沿岸的“三点会”联合，提出“官逼民反”，“除暴安良”、“阻洋占厂”、“拒洋修路”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发动矿工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很快由2000人发展到万余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攻占了个旧、临安府、石屏州、曲江驿等重镇。周云祥驻兵临安，通海、新兴(玉溪)、晋宁等地纷起响应， 威胁昆明。一队义军在进攻蒙自途中，烧毁了蒙自城东门外新建的税务司会馆，令法国人恐慌，法国殖民部的代表们致电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口保护滇越铁路筹建处的路员工匠和游历教士，要由越南派兵来“助剿”。这使清廷大为震惊，命令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要切保法国人安全，从省内外调集五十多个营的兵力，以按察使刘春霖为总指挥向临安城进行围剿。周云祥和起义军坚持斗争四十天后，清政府刘春霖等先收买周云祥，进行授勋，然后杀头，起义遂告失败。义军主要将领汤学文、邹富、瞿桂方、严沁和、肖复兴等不幸被俘，他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被送至昆明，惨遭枭首，与周云祥首级一起被悬于门示众。

　　作为法国外交部派驻云南的总代表，方苏雅密切注意这场起义的发展，当时云南清政府曾与法国殖民部勾结，请求法军从越南派兵围剿蒙自一带起义矿工，均被方苏雅从中阻止。方雅还通知所有驻云南的法国人不要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中。他用相机记录下了起义最终被 镇压的场面和旁观的群众。

刑场前的百姓(1903年，昆明)：

刑场设在昆明南较场(今宝善大厦附近)。方苏雅不仅给起义领袖的遇害场面拍了照，还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刑场前的围观者。无论如何我们会想起两个十分熟悉的字——看客。其实这决不是中国独有的“景观”，只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熟悉的脸上与平时相比毫无变化的表情时，仍禁不住产生一种中国式的悲哀

起义首领们抛头颅血染昆明南城墙(1903年，昆明)：

方苏雅刻意表现了左下角一个男孩难忍地捂住口鼻——这是一张关于血腥味的照片；也关于生死和强弱；关于反抗与镇压；关于自 由与禁锢；关于忍耐与愤怒；关于城墙以及比城墙更古老的历史。类似的似曾相识的故事总不会令人安宁平静，但它激起联想和思考，而“一种可怕的美”早已诞生。

巨商王炽 1900年 昆明
　　王炽(1836—1903)，字兴斋，云南弥勒人。现被称为“云南历史上经商达到最高境界”的唯一一人。他于清朝咸同年间开始在蜀、黔、鄂、粤等地，以沿途贩运，调剂有无，而获利甚巨。当时因咸同战乱后，百业待兴，万物匮乏，贩卖商货能获重利，加上当时开埠通商后外贸的迅速扩大及鸦片的大量外运，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商人结成商帮、行帮，如“百汇川”“兴盛和”、“永昌祥”等商号，当时昆明繁华的南正街、三牌坊、马市口、三市街的丝绸铺、烟茶铺、理发铺、洋纱铺等行业迅速崛起，出现坐贾行商,形成一定的商品市场。王炽抓紧时机，于同治、光绪年间创设的同庆丰、天顺祥票号更是盛极一时，分号遍及重庆、昆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15个省，均通汇兑并经营出入口商业，包销四川盐岸。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出兵犯越南，清廷以越南久列藩属，不能坐视不救，命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王炽以一商人能明大义，识大体，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与法国殖民者作斗争，其爱国热忱实属可风，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庚子之乱时，北京、西安天顺祥与官府结纳，大为清廷卖力，特别是西太后逃到西安后，由国库带往之款用完后，得到天顺祥源源接济，西太后对王炽大为赏识，赐予三代一品封典。他还贷数十万银两开发东川铜矿。在1887—1911年的25年间，王氏全部红利已达389·9万多两，已是富埒王侯。王炽对办理地方公益，不遗余力，兴学、恤灾、建桥，设兴文公当、牛痘局等等，动辄数万，无稍吝惜，在当时全国商界中首屈一指，凡提及王兴斋三字，几乎无人不知。

　　王炽在今天看来可谓当时云南的一位奇人，他不仅善于经营，与官府结纳，与商贾互利，而且与法国驻越南总督杜美有交往，把卖线街西头升平坡下的同庆丰房屋租赁给法人为领事署，其新公馆与之毗联，“每遇省会小有警讯,王府举家避居法领事署中而与法领事方苏雅结干亲。”(同庆丰号总管帐于槐清《克念斋书屋日记及笔记》)方苏雅也因此可自由出入王家拍摄婚礼和堂会戏。王炽与法国人密切交往，引起了反法民众的不满，1900年昆明反法民众围攻法国领事署时，他的公馆亦被焚烧。方苏雅拍摄的与王炽有关的照片不少，但大都是其商号和矿业，有王炽本人形象出现的照片只有一张。按说以他与方苏雅的交情应该不止于此，但方苏雅的玻璃底片曾被抢一次，由此遗失也有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王炽的第四代传人仍生活在昆明，叫王佑贤，是云南纺织厂的一个下岗工人。他至今仍收藏着云南名士陈荣昌为王炽撰写的行传、家谱手稿及悼念王炽的祭文、诗文和挽联等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炽的三小姐(1901年，昆明)：

作为大户人家之女，图中的千金小姐在这种年龄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方苏雅与王炽结为干亲，出入拍照了无所谓。照片呈现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装束，与已婚妇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头发和首饰，茶几上的摆设则同样程式化。从她胸前的念珠来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修建滇越铁路
   法国之所以获得1903年修建滇越铁路的权利，与中日甲午海战有关。当时日本在与清朝签下和约之后仍强占辽南，德、法、日联合迫日撤兵，但各怀鬼胎。1895年，中法通商条约和界务专约签订，其中就有修筑滇越铁路的条款。当时越南总督杜美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书中写道：“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法国人柏顿考察云南后也说：“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所掌握之中。”方苏雅1899年12月起兼任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修建滇越铁路是他的重要使命之一。 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境内的有466公里。如果从1898年开始勘测算起，到1910年竣工通车，整个过程竟耗时13年；即使从1904年动工算起，也耗时7年。原因首先在于民众的反对，因不愿搬迁祖坟，不愿让铁路破风水等等，而奋起抗争，路务为此经常停顿,多次修改路线；其次是因为沿线地势非常险峻，钻洞太多，有的地方须架铁桥，而一切材料都要在法国订制，都须大量费时。当时筑路工人大都是中国人，也有2万多越南民工。由于工作环境、条件都很恶劣，外国工头又不顾工人死活，仅开工头一年就有5千多人死亡，第二年更增加到2万5千多。到1910年完工时，共有6、7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滇越铁路施工现场:

图中外国工头正指挥工人在岩石中开路挖洞，但明显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工人无安全帽，而且山上山下皆一起在动工。滇越路沿线地势本来就险峻，加以野蛮施工，路成而万骨皆枯。所以有“一根枕木一条命，一颗道钉一滴血”的民谣。但这条铁路1950年回归中国后，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之中。

牛车爬梯(1899年，昆明附近)：

这是云南特有的情景之一。因为山多路陡，马车常不能行；而牛稳重力大，虽然缓慢，却能爬坡上坎。牛车的轮子是木制的，方苏雅曾戏称与其说它是圆的不如说是方的。在滇越铁路和滇京公路通车以前，牛车曾长期是云南地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之一。

神秘的茶马古道 1899-1904年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一条滇、川经西藏通往南亚西亚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连接着湍急的河流，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这是商人、探险家和马帮踏出的路。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苏雅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拍摄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桥梁，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

1904年他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并传真地记录了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马驮-茶叶·马帮！

茶之路(1904年，云南-川藏)：

背夫们的身体几乎被茶叶完全遮住，仿佛这些茶叶长出了双腿。的确，茶叶才是这些古道的中心，这是“茶之路”。为了便于运输，云南茶叶多制得成坨成块。如当时贡入帝廷的普洱茶，是在昆明将茶复蒸，趁茶叶回软时制成大方砖茶、小方砖茶及大七子圆、小五子圆茶，整齐美观且容易包装搬运

滑杆与洋伞(1899年，昆明附近)：

处于画面中心的一把洋伞所代表的身份与权势，通过竹杆压在两个轿夫的肩上。其实方苏雅更关注“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据他记载，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

顶草帽的背夫(1903年，云南-川藏)：
从背景中石垒的房基来看这里已进入藏区。顶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构图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构成的十字架和“门”形框更赋予整个画图以宗教般的庄严。无论方苏雅本意想表达何种内涵，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凝视这一情景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历史外，也有一种行吟式的抒情。图右方苏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骑暗示了整个拍摄过程。

“人上人”(1899年，云南)：

通过一种特殊装置，戴瓜皮帽的人骑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为了让对面出现的方苏雅的行李队先行通过。这种情况在两支马帮相遇时更为惊险，必须在听到前方的马铃响后提前做好准备。只能单行的狭窄古道常常一边悬空，一匹受惊的马就足以酿成整个马帮的惨祸。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身着龙袍的方苏雅(1900年)

    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行到水穷处(1899年，广西)

    桅杆上的船工正在解帆。在如此狭窄的水道上，方苏雅一行人只能压缩行李，改乘小舢板。他的行李中包括7支步枪，7部照像机，4支手枪，3部中国阴历通书，3个秒表，1个晴雨表，4个温度计，5个指南针，1个照准仪和最大1.6米长的几个双筒望远镜。当时法国外交部派他以驻云南府(今昆明)总领事的身份从广州去云南考查，途经广西和贵州。请注意光秃秃的山坡，在一百年以前，作为一个殖民者的方苏雅就在到云南途中对中国境内无节制的乱砍滥伐感到痛惜。

接船的庞大马帮(1900年，曼耗)

    这是方苏雅第二次进入云南时弃船登陆的情景。这次他从越南老街出发，溯红河而上，在曼耗登陆。第一次从广西进入云南时他仅个人行李就有56个箱子，动用挑夫、轿夫两百余人；而这次他的行囊中还包括40多驮步枪、弹药和20万法郎的银钱，因害怕被抢劫而把钱藏在床垫里。

行进在“秀丽木桥”上(1900年，蒙自附近)：

    照片摄于到昆明途中。据方苏雅记载，这座通往沙滩的“秀丽木桥”长达350至400米，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从照片上看，方苏雅的队伍几乎将整座桥占满，人数总在200人左右。其中方的卫队人数不多，大部分是苦力。

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国领事府)：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领事、乞丐与差官(1900年，昆明)：

    照片摄于昆明城垣内最大寺庙圆通寺，是方苏雅与所有中国人合影中最亲密的一张——他的手揽着一个行乞的叫化子，而左边他的差官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显然照片不是出自方苏雅之手(那时还没有自拍装置)，在构图、取景的各方面都与方的照片差距明显。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宠物的待遇(1901年，昆明)：

    这头正被方苏雅灌药的幼豹名叫蒙松，是幸存者，它的伙伴因误吃放了砒霜的浆糊被毒死了，那些浆糊本来准备用于对付爱吃暗房中相纸的老鼠。方苏雅对动物的爱好似乎有些过火：他养有4只品种各异的猴子，8只猫，4匹马，两条狗，一头西藏牦牛、7只长毛兔、一头骡子和30多只鸡，此外还曾有过一条从巴拉圭带来的看门鳄鱼。如果这是当年法国上层人士生活方式的话，今天的同一阶层可能会反感他在晚年将这只豹的皮踏在脚下的做法。住在“小中国”庭院，身穿清廷官服的方苏雅心中一定充满了对中国的回忆。无论如何，当时的方苏雅对宠物是尽心尽力的：为了让它生活无恙，他动用了他全部的法国仆人：海军陆战队下士及其妻子欧仁妮。

方苏雅及其宠物(1901年，昆明)

方苏雅与埃莲娜·马尔芒女士：

    他们在1904年方苏雅任满回国后结婚。埃莲娜·马尔芒比方苏雅年轻20多岁，更多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始终对方苏雅保持着怀念和几乎是宗教式的崇敬。

方苏雅用过的带皮腔的相机：

    类似相机方苏雅带了7部到中国，此外还从电影发明者、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手中借走电影摄像机一台，在中国拍下了长达30分钟的无声电影胶片。

方苏雅使用过的玻璃底片盒：

    这些玻璃底片尺寸各不相同，适用于不同的相机。1985年它们连同其它一些物品被捐赠给法国国家博物馆
   【完】

呵，可惜同好者不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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