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茶马古道 1899-1904年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一条滇、川经西藏通往南亚西亚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连接着湍急的河流，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这是商人、探险家和马帮踏出的路。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苏雅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拍摄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桥梁，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

1904年他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并传真地记录了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马驮-茶叶·马帮！
茶之路(1904年，云南-川藏)：

背夫们的身体几乎被茶叶完全遮住，仿佛这些茶叶长出了双腿。的确，茶叶才是这些古道的中心，这是“茶之路”。为了便于运输，云南茶叶多制得成坨成块。如当时贡入帝廷的普洱茶，是在昆明将茶复蒸，趁茶叶回软时制成大方砖茶、小方砖茶及大七子圆、小五子圆茶，整齐美观且容易包装搬运

滑杆与洋伞(1899年，昆明附近)：

处于画面中心的一把洋伞所代表的身份与权势，通过竹杆压在两个轿夫的肩上。其实方苏雅更关注“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据他记载，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

顶草帽的背夫(1903年，云南-川藏)：
从背景中石垒的房基来看这里已进入藏区。顶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构图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构成的十字架和“门”形框更赋予整个画图以宗教般的庄严。无论方苏雅本意想表达何种内涵，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凝视这一情景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历史外，也有一种行吟式的抒情。图右方苏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骑暗示了整个拍摄过程。

“人上人”(1899年，云南)：

通过一种特殊装置，戴瓜皮帽的人骑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为了让对面出现的方苏雅的行李队先行通过。这种情况在两支马帮相遇时更为惊险，必须在听到前方的马铃响后提前做好准备。只能单行的狭窄古道常常一边悬空，一匹受惊的马就足以酿成整个马帮的惨祸。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身着龙袍的方苏雅(1900年)

    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行到水穷处(1899年，广西)

    桅杆上的船工正在解帆。在如此狭窄的水道上，方苏雅一行人只能压缩行李，改乘小舢板。他的行李中包括7支步枪，7部照像机，4支手枪，3部中国阴历通书，3个秒表，1个晴雨表，4个温度计，5个指南针，1个照准仪和最大1.6米长的几个双筒望远镜。当时法国外交部派他以驻云南府(今昆明)总领事的身份从广州去云南考查，途经广西和贵州。请注意光秃秃的山坡，在一百年以前，作为一个殖民者的方苏雅就在到云南途中对中国境内无节制的乱砍滥伐感到痛惜。

接船的庞大马帮(1900年，曼耗)

    这是方苏雅第二次进入云南时弃船登陆的情景。这次他从越南老街出发，溯红河而上，在曼耗登陆。第一次从广西进入云南时他仅个人行李就有56个箱子，动用挑夫、轿夫两百余人；而这次他的行囊中还包括40多驮步枪、弹药和20万法郎的银钱，因害怕被抢劫而把钱藏在床垫里。

行进在“秀丽木桥”上(1900年，蒙自附近)：

    照片摄于到昆明途中。据方苏雅记载，这座通往沙滩的“秀丽木桥”长达350至400米，是红水河的一条支流。从照片上看，方苏雅的队伍几乎将整座桥占满，人数总在200人左右。其中方的卫队人数不多，大部分是苦力。

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国领事府)：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领事、乞丐与差官(1900年，昆明)：

    照片摄于昆明城垣内最大寺庙圆通寺，是方苏雅与所有中国人合影中最亲密的一张——他的手揽着一个行乞的叫化子，而左边他的差官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显然照片不是出自方苏雅之手(那时还没有自拍装置)，在构图、取景的各方面都与方的照片差距明显。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第 13 楼：
宠物的待遇(1901年，昆明)：

    这头正被方苏雅灌药的幼豹名叫蒙松，是幸存者，它的伙伴因误吃放了砒霜的浆糊被毒死了，那些浆糊本来准备用于对付爱吃暗房中相纸的老鼠。方苏雅对动物的爱好似乎有些过火：他养有4只品种各异的猴子，8只猫，4匹马，两条狗，一头西藏牦牛、7只长毛兔、一头骡子和30多只鸡，此外还曾有过一条从巴拉圭带来的看门鳄鱼。如果这是当年法国上层人士生活方式的话，今天的同一阶层可能会反感他在晚年将这只豹的皮踏在脚下的做法。住在“小中国”庭院，身穿清廷官服的方苏雅心中一定充满了对中国的回忆。无论如何，当时的方苏雅对宠物是尽心尽力的：为了让它生活无恙，他动用了他全部的法国仆人：海军陆战队下士及其妻子欧仁妮。

方苏雅及其宠物(1901年，昆明)

方苏雅与埃莲娜·马尔芒女士：

    他们在1904年方苏雅任满回国后结婚。埃莲娜·马尔芒比方苏雅年轻20多岁，更多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始终对方苏雅保持着怀念和几乎是宗教式的崇敬。

方苏雅用过的带皮腔的相机：

    类似相机方苏雅带了7部到中国，此外还从电影发明者、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手中借走电影摄像机一台，在中国拍下了长达30分钟的无声电影胶片。

小镇民居 1900年 昆明附近
      这是在昆明周围至今仍常见到的街景，家畜、房屋、砖瓦、年画和对联，尤其是图左的鸡笼都令老昆明人熟悉的。现今消失的除了行人头上的辫子往往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了。
         方苏雅拍摄的民居建筑，以昆明城内的居多，但也偶尔在旅途中留下这种即兴式的街景一瞥。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昆明附近一般房屋的特色。左侧一排为铺面房，门面用一块块长木板拼接而成，至今仍有沿用；右侧则是民居，可看出其建筑材料和样式。当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很少两层以上的楼房，一般都是些三间四耳及一些四合头的房子，结构上以柱梁结合的框架体系，用六根立柱构成“间”的基本空间单位，运用梁柱的迭架技术修建，大都采用穿斗式构架，也有采用斗拱结构的。建筑材料以木材为主，土窑和手工焙烧大青砖、筒板瓦、煅烧石灰、人工开采石料、土坯为辅，屋顶歇山式，兼用板瓦、筒瓦、墙体构造是构木，俗称板壁。窗子为狭长木板窗。楼房有外走廊，走廊上有木制空心围栏。屋檐下多用雕花木板收口。房屋依山形地势构筑，成排成行，沿街而建，灰瓦白墙，色调素雅明净。在造价上，即使在昆明城内，一所四合头的新屋子不过价值银五、六百两白银，月租最高的也只二、三两银，价廉而宜

总督的排场 1902年，昆明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云南自元代以来都以昆明为省会，所以一切监司大员十之八九都设置在昆明，晚清云南最高地方长官是云贵总督，管辖云贵两省，综理军民要政，节制文武各官，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并与巡抚同为三年大比监临官和武科主试官，为从一品,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自称督部堂,人称“制台”。清朝设云贵总督前后90任，原是半年驻贵州半年驻云南，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移住云南府，衙署设在今胜利堂，栅门上横额标“辕门”。总督主要是治官之官，不是治民之官，所用印章也不是方印，而是长方印。

　　云南巡抚为云南地方政府的长官，《清史稿》载：其职“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即总揽全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粮饷等，是云南全省民政上真正的最高长官,为从二品,标下有参将、游击等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实属平行，自称抚部院，人称“抚台”，即职责在抚绥百姓，又以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称“抚院”。云南巡抚衙门(今昆明八中)东西两辕门的横额上题有朝廷颁给的标语“抚绥六诏，安辑百蛮”八个大字。

　　此外云南提督是云南全省的高级武官，受总督或巡抚节制，驻扎在大理，所属有镇、协、营、汛各级，其直接统辖的绿营兵称提标，并辖云南、大理、曲寻、楚雄、武定、寻沾6个营，有一营兵士留驻省城，统以参将，名为城守营，归总督调遣。

　　方苏雅在昆时间是1899—1904年，他与云南官吏交往密切，多有照片。但多为单人坐像,逐一识别难度大且意义有限。这里选录的三张照片都摄于户外,突出其事件而轻具体人物,可帮助读者了解当时官吏的公众形象和行事作派。其中“只能留下背影”一张系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文武官吏在昆明东南郊金汁河畔迎接新任云贵总督丁振铎的场面，丁振铎1898—1901年间任云南巡抚，从1902—1906年连续当了4年云贵总督，与方苏雅接触很多。此间正值法国加紧推行其殖民方针，云南民众奋起抗争之时，丁振铎对外屈服于洋人，对内也乏善政，终以受贿卖国罪被革职。对他来说当初的排场威仪如过往云烟般消逝，倒是方苏雅拍下的这些照片具有永久的史料价值。

赤脚仪仗队 (1902年)昆明: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楼主哪里搞来的这些珍贵照片,真是辛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