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灵之火的闪烁——表现主义绘画
表现主义(Exprisseonism)一词，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威廉·沃林格(Willem Worringer)在其发表于1911年8月号《狂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首次采用的；他把这个词，与塞尚、凡高和马蒂斯等人的艺术联系在一起。1912年在狂飚美术馆举行的“青骑士”画展，再次被冠以这个名词。从此，该词便成为德国艺术中诸多偏于情感抒发的倾向的名称。从广义上说，表现主义可用于所有强调以色彩及形式要素进行“自我表现”的画家，但其特指的含义，则是基于二十世纪初叶德国的三大艺术运动，即“桥社”(Die Brucke)、“青骑士派”(Der Blaue Reiter)和“新客观派”(Die Neue Sachlichkeit)。
桥社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1913年解体。其成员有基希纳、黑克尔、施密特一罗特卢夫、布莱尔、佩希斯泰因和诺尔德等。“桥社”一词是由施密特一罗特卢夫从尼采的名著《查拉斯图拉斯如是说》中引用而来。作为一个旨在开辟艺术与生活新途径的艺术社团的名称，其含义是，“联结一切革命和活跃的成分，通向未来。”1905年，桥社发表宣言称：“凡觉得必须表现内心的信念，并是自发而真正诚意的表现者，都是我们中的一员。”1907年，桥社致函诺尔德说：“桥社宗旨之一一一如它的名称所意指的——是容纳现在孕育中的一切革命因素。”对桥社艺术家影响最大的，是挪威画家蒙克那充满强烈悲剧情感的画作。桥社画家对于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其作品强烈地反映了当代生活极端平淡及令人不安与绝望的一面，体现出“北方艺术的焦虑”。“该派画家均具有病态的敏感与不安，被宗教的、性的、政治和精神的烦扰所折磨。”(雷蒙、柯尼亚等合著，徐庆平等译：《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第46页)。虽然桥派画家曾受到法国野兽派画家的影响，然而其作品风格却显然与野兽派画风迥异。野兽派即使是最狂放的作品，也总是保持构图的和谐、色彩的装饰性与抒情性，而桥派画家则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在他们作品中，扭曲的造型与浓烈的色彩，体现了某种朦胧的创造冲动以及对既有绘画秩序的反感。基希纳曾在1913年写道：“我们相信，所有的色彩皆直接或间接地重现纯粹的创造冲动。”因而，桥派绘画往往呈现出一种粗犷及狂风骤雨般的气势，这是较古典的法国气质所没有的。
青骑士社，得名于康定斯基1903年所作的一幅画的标题，1911年从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分离出来。其成员有俄国人康定斯基、雅夫伦斯基、德国人马尔克、麦克、闵特尔以及瑞士人克利等。青骑士社画家总的来说并不关注于对当代生活困境的表现，他们所关注的是表现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世界，以及艺术的形式问题。在宣告该派成立的画展目录上，写着下面这句代表该派宗旨的简单声明：“我们要确认一种固定的形式；目的是在再现的形式的多变中表明艺术家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表现其内在的灵感。”奥古斯特·麦克也这样写道：“艺术的目的不是科学地仿造和检查自然形态中的有机因素，而是通过恰如其分的象征创造一种缩略的形式。”(《世界艺术百科全书·I》，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73页)。
新客观派出现于1923年。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画派的名称，而是一个展览会的名称。该名称是由德国曼汗艺术馆馆长哈特劳伯(C、F、Hartlaub)提出；他在1923年所策划组织的那个新现实主义画展，便被冠以“新客观派，表现主义以来的德国绘画”的标题。参加展览的这批画家主要有格罗斯、迪克斯和贝克曼等。这是一群不满于现实的艺术家。他们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青年时代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德国的政治动荡时期，因此，他们不象其表现主义前辈那样只关心形式与精神的问题，而是热衷于用艺术表现他们所处的现实，揭示社会的腐朽和阴暗。佩希斯泰因以下一段陈述，清楚表达了新客观派画家的思想：“我们画家和诗人必须在神圣的团结中与穷苦大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许多人懂得饥饿的痛苦和羞辱。我们觉得在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中更加安心。我们不想依靠资产阶段收藏家的怪念头……我们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激起最高尚的社会主义美德——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74页)新客观派画家曾受桥社和青骑士社画家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极端地分解和歪曲客观现实，而往往关注于对细节的真实描绘，同时，他们也把抽象的绘画语言，运用于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揭示之中。
《呐喊》，蒙克作，1893年，布面油画，90．8X73．7厘米，奥斯陆国家画廓藏。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1863—1944)，堪称二十世纪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他出生于挪威洛顿。童年时父母双亡的经历在其心灵深处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使他早年画下了许多以疾病与死亡为主题的作品。他曾在克里斯蒂安尼(今奥斯陆)工艺美术学校学习，1885年第一次旅法，学习印象派的画风，后又受到高更、劳特累克及“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导致了其画风的重大变革。1892年他应邀参加柏林艺术家协会的展览，由于形象怪异，其作品在德国引起激烈反响，画展只开了一周即关闭了。为此，以利伯曼为首的自由派退出艺术家协会，成立了柏林分离派。这一行动使蒙克大受鼓舞，从此在德国定居下来，直到1908年。这16年是蒙克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其艺术臻于成熟的时期。他在忧郁、惊恐的精神控制下，以扭曲的线型图式表现他眼中的悲惨人生。他的绘画，对于德国表现主义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成了“桥派”画家的精神领袖。评论家指出：“蒙克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本质，并在表现主义被命名之前就彻底实践了它。”(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46页)
1890年，他开始着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系列作品“生命组画”。这套组画题材范围广泛，以讴歌“生命、爱情和死亡”为基本主题，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人类“世纪末”的忧虑与恐惧。蒙克1893年所作的油画《呐喊》，是这套组画中最为强烈和最富刺激性的一幅，也是他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在这幅画上，蒙克以极度夸张的笔法，描绘了一个变了形的尖叫的人物形象，把人类极端的孤独和苦闷，以及那种在无垠宇宙面前的恐惧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蒙克自己曾叙述了这幅画的由来：
“一天晚上我沿着小路漫步——路的一边是城市，另一边在我的下方是峡湾。我又累又病，停步朝峡湾那一边眺望——太阳正落山——云被染得红红的，象血一样。
“我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我仿佛可以听到这一尖叫的声音。我画下了这幅画——画了那些象真的血一样的云。——那些色彩在尖叫——这就是‘生命组画’中的这幅《呐喊》。”(Thomas M．Messer著《爱德华·蒙克》，Harry N．Abrams，INC，Publishers，NewYork，第84页。笔者译。)
在这幅画上，没有任何具体物象暗示出引发这一尖叫的恐怖。画面中央的形象使人毛骨悚然。他似乎正从我们身边走过，将要转向那伸向远处的栏杆。他捂着耳朵，几乎听不见那两个远去的行人的脚步声，也看不见远方的两只小船和教堂的尖塔；否则，那紧紧缠绕他的整个孤独，或许能稍稍地得以削减。这一完全与现实隔离了的孤独者，似已被他自己内心深处极度的恐惧彻底征服。这一形象被高度地夸张了，那变形和扭曲的尖叫的面孔，完全是漫画式的。那圆睁的双眼和凹陷的脸颊，使人想到了与死亡相联系的骷髅。这简直就是一个尖叫的鬼魂。“只能是疯子画的”，蒙克在该画的草图上曾这样写道。
在这幅画上，蒙克所用的色彩与自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关联。虽然蓝色的水、棕色的地、绿色的树以及红色的天，都被夸张得富于表现性，但并没有失去其色彩大致的真实性。全画的色彩是郁闷的：浓重的血红色悬浮在地平线上方，给人以不祥的预感。它与海面阴暗处的紫色相冲突；这一紫色因伸向远处而愈益显得阴沉。同样的紫色，重复出现在孤独者的衣服上。而他的手和头部，则留在了苍白、惨淡的棕灰色中。
画中没有一处不充满动荡感。天空与水流的扭动曲线，与桥的粗壮挺直的斜线形式鲜明对比。整个构图在旋转的动感中，充满粗犷、强烈的节奏。所有形式要素似乎都传达着那一声刺耳尖叫的声音。画家在这里可以说是以视觉的符号来传达听觉的感受，把凄惨的尖叫变成了可见的振动。这种将声波图像化的表现手法，或许可以与凡高的名作《星夜》中力与能量的图像化表现相联系。蒙克在这里，将那由尖叫所产生的极度的内在焦虑，转化为一种令人信服的抽象意象。如此，他将其画面上的情感表现几乎推向了极致。
《生命之舞》，蒙克作，1899—1900年，布面油画，151x228厘米，奥斯陆国家画廊藏。
1890年以后，蒙克全身心地投入其大型的“生命组画”的创作中去。他把这一组画称为“一首关于生命、爱情和死亡的诗歌。”而作于1899—1900年的油画《生命之舞》，可谓这套大型组画中的核心之作。“生命组画”中的一系列作品，以及相关的一批版画作品，可以自由地互相联系起来，而没有明确的叙事次序。可以说，它们都朝着这幅《生命之舞》中央那一对寓意性的拥抱慢舞的恋人形象而汇聚。它们同时也涉及年轻与单纯、衰老与忧愁的主题，另外，除了“跳舞”，还涉及了生与死、贪欲与繁殖，以及忧郁、忌妒的主题。因而，“生命组画”成了一部揭示现代人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的画卷。
在《生命之舞》这幅油画中，画家描绘了一群在河岸边草地上醉然起舞的人们。三位女性形象在画面上占据主要位置。她们分别象征着女性生涯的三个不同阶段。左侧穿白裙的那个是一位处女，红润的面颊泛着微笑，就象她面前那枝盛开着的花儿。其长裙的白色象征着少女的纯洁。而与其呈对比的，是右侧的妇人形象。她双手交叠，面露忧郁神色，显得十分孤独。她的深色长裙，象征着其内心的暗淡与哀伤。这两个女性形象，都面朝画面中央的那对沉醉在舞乐中的男女。他们漫无目的、旁若无人地迈着舞步，那女子卷曲的秀发和长裙，将其男伴缠绕。而男子的黑色衣服，则将女子的红色衣裙衬托得更加夺目，使她看起来显得异常妖娆和充满诱惑。那衣裙的红色，在这里象征了人生短暂的喜悦。背景中，两对放荡的跳舞者，象征着那种更为卑贱的生活。悬挂在空中的一轮圆月(或许是太阳)，在水面映出其长长的、宽宽的倒影，象鬼魂的眼睛。这也是男性的象征。这一母题在蒙克的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显示了其象征的含意。
在这组女性三部曲中，明确的含义通过象征性的意象和色彩而得到强化。主题、形式以及象征内涵，在这里协调统一，预示了女性从少女的天真无邪，到成熟期的春风得意，再到逝去青春后的理想破灭的人生之路。
《1889年基督进入布鲁塞尔》，思索尔作，1888年，布面油画，256．5x 378．5厘米，伦敦，柯隆内尔·L·弗兰克藏。
比利时画家思索尔(Jams Ensor，1860—1949)通常被归人早期表现主义画家之列。他继承了北欧浪漫主义绘画传统，在尼德兰艺术全盛时期的画家博希和布鲁盖尔艺术中，汲取辛辣讽刺的成分。他将那种从象征派及印象派那里学来的方法，与他特有的题材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以怪诞和恐怖为特征的表现主义风格。思索尔出生于比利时奥斯顿德。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有佛兰德斯血统。除了在布鲁塞尔求学外，他一生从未离开过奥斯顿德。他在绘画上，贯于描绘人间喜剧或人间悲剧，描绘狂欢节场面及带面具者、丑角等。其画中人物神情僵硬而形容枯槁，形象怪诞、慑人。他以辛辣笔调，将人类卑下的本性刻画得入木三分。他那奇异超然的画风，在表现主义绘画中独树一帜。
思索尔最著名的作品，是他1888年所作的《1889年基督降临布鲁塞尔》。画中描绘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庞大的比利时集市和盛大的狂欢节行列。全画场面宏大，构图纷乱，色彩艳丽。在生涩的红绿黄的色彩中，我们看见嘈杂的人群、快乐的面孑L以及在风中飘荡的小旗。中后景上，头顶神光的基督骑着一头瘦驴，正举手向人群致意。在他的面前是一队头戴圆顶高帽的乐手，正吹着喇叭、敲着洋鼓，看上去虽显得虔诚庄重，然而那苍白的面孔、僵硬的姿态及麻木的表情，却恰好暴露了其内心的冷漠。前景的中央，那个肥胖的红鼻子红衣主教，显然是这一狂欢行列的指挥者，他仰天纵情大笑，似乎为自己成功导演了这出狂欢闹剧而洋洋得意。画面上满是离奇荒诞的形象，有的口若血盆，有的形同魔怪。画家以其特有的夸张及辛辣讽刺手法，将其奔放不羁的神奇幻想注入到这一宗教主题。而事实上，他在此所展现的，是一幅活灵活现的人间众生百态图。对于妄想狂的思索尔来说，他所置身的那个社会，是虚假和不真实的，是“恶魔的狂欢节”，而社会的芸芸众生，则全然是一批充满威胁性的可怕的假面。这是一幅既滑稽可笑又宏伟壮丽的作品。画家以柔美抒情的笔调，使灰白的光亮从耀眼的淡黄及朱红色彩的间隙中透出，使全画具有迷人的魅力。画中的色彩虽然不够协调，却别有一番浓度、光辉和雅致，显示出尼德兰民间绘画的特点。由于此画内容怪诞，1888年它曾被激进的“二十人画会”的联展所拒绝，画家本人也因此被该画会开除会籍。
《最后的晚餐》，诺尔德作，1909年，布面油画，107x86厘米，哥本哈根国立美术馆藏。
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1867—1956)是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他的艺术典型地体现出德国表现主义追求“内在冲动”渲泄的艺术倾向。他的画注重情感表现，色彩浓重，造型简洁，人物动态强烈。他以激越的情绪所描绘的那些极富戏剧性的宗教高潮场面，充满了神秘感与象征性，渗透着中世纪式的狂迷之情。
诺尔德出生于德国石勒苏盖格的诺尔德，原名埃米尔·汉森。1904年起他改用故乡的名字，并以此在画上签名。他起先做过素描教师，1898年起专攻油画，并对印象派画风情有独钟。他以印象派的技法作画，画面色彩明快强烈，呈现出某种神奇的光感与张力。1906年，诺尔德应施密特的邀请加入桥社，然而孤僻的性格使其一年多之后便离开该社团，转而沉迷在他那独特的充满宗教幻想的表现主义艺术天地之中。在创作上，诺尔德认为“没有什么固定的艺术标准。艺术家得根据各自的天性和自己的本能进行创作。”他的很多作品，都充分体现了那种表现“内在需要”的艺术追求。根据赫伯特·里德的说法，这种所谓的“内在需要”，即“无言的洞察力，不可名状的直觉，基本的情感，以及所有组成‘精神生活’的东西。”(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第133页)在诺尔德的作品中，最令人关注的是那些宗教题材的画作，这些画构图强烈，笔法豪放，渗透着亢奋、狂热的宗教情绪。而最为显著的，是画中的浓重、耀眼的色彩。诺尔德把色彩当着音符，用以表现画面上那些“相和谐又相抵触的音响和和弦”。在他看来，色彩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本身就是“内在需要”的重要的视觉表现因素。他惯以强烈对比的色彩，在画中表现某种奇异的视觉效果，使画面饱含浓重而炽热的感情色彩。
诺尔德作于1909年的《最后的晚餐》，充分反映了他的绘画风格。该画表现的是古老的宗教主题。画面的正中央是基督的形象，周围环绕的是他的门徒。所有形象都紧密地挤塞在这个虚幻的正面空间里。这些形象被画家进行了变形或夸张的处理。一个个仿佛骷髅和面具一般，鬼气森森，令人不寒而粟。在这幅画上，基督头发及人物衣服的红色，有如火炬一般在背景的阴影里闪烁，而人物面部的黄绿色则与其形成对比。红色的躁动及狂热，与黄绿色的压抑和低沉相互衬托，从而强化了画面的骚动不安和不祥之感。那种灾难将至的感觉，在这里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幅画上，画家使色彩的情绪化表现达到了某种极致。诺尔德以神秘的及象征的表现手法，将这幅宗教画表现得富于精神性，使早期基督徒的心醉神迷，在这里得以复活。
画中的原始意味，显示出比利时画家思索尔的某种影响。它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思索尔画上感恩节行列中的人物形象。事实上，诺尔德对原始艺术的兴趣由来已久。而他1911年与恩索尔的谋面，则使这一兴趣进一步得以加强。1913年，他应邀参加考察队前往南太平洋，留在那里作画数月，并且尽心研究土著居民的生活习俗，努力追寻自然本源，感受原始的纯朴魔力。1927年，他的大型回顾展在德累斯顿举行，并且出版了纪念文集。
诺尔德是一位多产的画家。除油画外，其木刻作品亦相当出名。不过，其艺术道路并不一帆风顺。与多数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他的绘画被纳粹政权定为“颓废”一类，而备受责难。1937年，他的千余件作品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被禁止作画。1943年，其柏林的画室被毁。直到1946年，他才得以重操画笔，恢复其创作。1952年，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版画大奖。作为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之一，诺尔德对众多后来的艺术家，曾产生重要的影响。
《街道》，基希纳作，1913年，布面油画，120．7x91．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基希纳(kirchner，Ernst Ludwing，1880--1938)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桥社的核心人物。他1880年生于西德的阿沙芬堡，1838年卒于瑞士的达沃斯。他曾在德累斯顿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并曾在墨尼黑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05年，基希纳与几位朋友(赫克尔、施密特一罗特卢夫等人)一起创立了桥社。在该社的年轻画家中，基希纳称得上是最有才华和最为敏感脆弱的一位。早在年轻时代，他就开始悉心研究德国的晚期哥特式艺术，那种“尖尖的、间断式造型的、强调坦率的直觉和强烈感的德国哥特式”艺术风格，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绘画上，基希纳追求简洁的造型和鲜明的色彩，通过对形和色的凝练处理而达到其画面独特的装饰性平面效果，这与野兽派尤其是马蒂斯的艺术影。向密切相关。但是，基希纳的作品所传达出的意味，却与马蒂斯艺术的悠闲舒适大异其趣。基希纳的艺术被灌注了一种沉重而痛苦的精神性，充满蒙克式的悲观主义情绪。也许是由于他身体多病、性格内向的缘故，其作品常常流露出某种病态的焦虑与压抑，并带有一些神经质倾向。他常常通过某种歪曲形状、色彩和空间的手段，来实现其对于象征性和表现性的追求。他在画上，充分揭示出人物的心理冲突，并将由这种冲突而产生的痛苦，绵延不断地传达给观者。
1911年，桥社成员由德累斯顿迁往柏林。从此，大都市景象便成为他们画中的新主题。基希纳以简洁的造型和强烈的色彩创作了一批表现柏林街景(他称之为“石头海洋”)的作品。他曾经这样写道，“现代的城市之光，大街上的运动——那里有我的刺激，观察运动能激发我的生命脉搏，我的创作源泉。一个运动中的身体显示它的各个局部的外貌，这些外貌又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内在形象。”(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52页。)在基希纳所画的都市街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在形象：时髦女郎、高级妓女以及花花公子等。那些带角的几何化造型，显然是从立体派那里汲取过来，不过基希纳真正关注的倒并不是毕加索或布拉克的那种体积塑造法，而是某种精神性的表达。事实上，画家所要表现的是人及其强盛生命力的即刻存在，因而其画中的人物有着某种更深层的含意。通过这些表现街景的作品，基希纳将其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将都市所特有的那种冷漠、拥挤以及快节奏的感觉，真实而充分地层示出来。在那浮华喧嚣的热闹场景中，无时无刻不渗透出孤独、隔阂和焦虑之感。而这些表现主义作品上所充斥着的极度紧张的线条与笔触的形式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基希纳自身那濒于崩溃的精神世界。
基希纳1903年所作油画《街道》，充分显示出他的画风特点。画中描绘了一群漫步在街头的男女。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时髦女郎，其顾盼生姿的身形，颇有几分自鸣得意的味道。右边向橱窗观望的男士，则衣冠楚楚，很具有绅士风度。背景之上挤满熙熙攘攘的行人，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大都市的那种特别的拥挤和繁华的气息。画家在勾画出人物瞬间姿态的同时，也给画面抹上了一层空寂、缥缈的感觉。画中的人物形象，那些妖媚的女人和踌躇的男人，实际上都被高度概括化了，不过是一些戴面具的躯壳罢了。他们仿佛幽灵一般，身不由已，飘忽不定，似在梦的世界里游荡。基希纳自己曾说：“也许作品不一定符合大自然中的形象，但更清晰地传递了我所看到的一切。”在这幅画上，画家以大刀阔斧的简洁线条和略带颤抖的笔触，勾画人物的形体。他把立体派的构成与野兽派的色彩有效地结合，并且渗入了某种哥特式的变形，从而使画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由于体弱多病，基希纳自1917年起定居瑞士的达沃斯。其间他画了不少风景画，追求宏伟、静穆与不朽的精神。后来，其艺术被纳粹归为“颓废”，他被取消了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院士资格。1937年，其639件作品被移出德国的各博物馆，且被没收。由于不堪这种迫害与折磨，他于1938年在瑞土自杀。
《桌边二男子》，赫克尔作，1912年，布面油画，96．8x120厘米，汉堡艺术馆藏。
埃里希·赫克尔(Erich Heckel)是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他1883年生于萨克斯的多贝尔恩，曾在德累斯顿理工学院学习建筑，主要依靠自学成为艺术家。1905年，他与基希纳、施米特一罗特鲁夫等人一起创建了桥社。受蒙克、凡高等人影响，他在艺术中追求“内在需要”的表现。不过，与其同伴相比，他似乎保持了一种严谨、冷静而克制的风格。其作品表现的多是悲剧性主题。病人、小丑、孤寂者等饱受磨难的形象，使他的画面充满痛苦、悲哀和不安。他使用方的或带角的形状造型，这种几何形状似乎是受立体派的影响。不过与立体派不同的是，他不是出于结构的需要，而是为了传达某种强烈的感情，并揭示出人物复杂的心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看上去憔悴而郁闷，仿佛因长期生活的重压或痛苦的折磨而陷人了某种绝望的无以自拔的境地。粗放的线条、沉闷的色彩则强化了其作品的表现力。
《桌边的两个男人》是赫克尔作于1912年的一件代表作，描绘了两个男子正在桌旁交谈的戏剧化场景。在这个压缩的室内空间里，右边的男子身体前倾正说着什么，而左边的男子双眉紧蹙，满面愁容，显然正承受着某种折磨。这种心事重重、面色憔悴的人物形象正是赫克尔许多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它使我们想起诸如《两姐弟》之类的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画中背景的墙面上，挂着一幅基督蒙难图，似乎向我们暗示了该画的悲剧性主题。画中的人物神态及背景气氛，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俄国作家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可以说，这幅画几乎是这篇小说的文学插图。
1920年后，赫克尔转向了风景画。其艺术语言的震撼力虽然有所减弱，但风景中的那些结晶色块散发出相当迷人的魅力。几何状轮廓线勾勒出简约的景物和裸女。颜色虽然是自然主义的，但却进行过夸张，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效果。与其伙伴一样，1937年，他的艺术亦被纳粹指责为“颓废”，其七百多幅作品被没收充公。在此困境下，他被迫移居奥地利的卡林西卡。二战后，他任教于西德卡尔斯鲁厄美术学院。1963年在墨尼黑、柏林和斯图加特举行了作品回顾展。
《戴单眼镜的自画像》，施密特一罗特卢夫作，1910年，布面油画，84．1x76．2厘米，柏林国家美术馆藏。
在桥社创始者中，施密特一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于1884年生于罗特卢夫，早年曾就读于德累斯顿理工学院。他在德累斯顿结识了桥社的成员，并与他们一道组成这个小小的艺术家社团，该社团成为德国表现主义的先驱。在桥社的绘画中，他的作品代表一种粗野奔放的表现主义风格。他在绘画上曾受到蒙克、凡高等人作品的影响，并且，还从黑人艺术及立体派艺术中得到启发，从而形成自己大胆粗放的风格。他的那些近似版画风格的油画，构图奇巧，造型简洁，色彩浓重而明快，用笔随意而粗放，他对于色彩的大胆运用，主要是受诺尔德的影响，早在1906年他就和诺尔德一起作过画。在他的画面上，深红、黄褐、深绿等颜色常常并置在一块，以各自强烈的浓度与明度而相互衬托和碰撞，在不和谐的冲突中产生生气勃勃的画面效果。在桥社画家中他的色彩在强度上仅次于诺尔德。他曾在1914年声称： “我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计划，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抓住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力求以最完美的方式表现它们。我同样知道，除了艺术，任何思维和语言都无法使我接近这些东西。”确实，他以色彩和线条在画布上真实地展示了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质，揭示了人际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甚至给自然也赋予了独特的个性。
施密特一罗特卢夫1910年所作的《戴单眼镜的自画像》，充分反映了其粗放简洁的绘画风格。画家在画中身着高翻领绿色毛衫，留着胡子，戴着单眼镜，一副傲慢自得的气派。由此我们可看出这位表现主义画家的个性特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幅画也如实反映了桥派画家的性格特征。在这个画面上，人物被安排在一个抽象的背景上，紫色的帘子向两边展开，在画的中央留下一个黄色的“洞口”。画中的色彩浓重而明快。不同的颜色并置在一起，在强烈的对比中互相激荡、冲突，产生不和谐之感。画中粗糙的笔触，不仅反映出表现主义那种激越的情绪，而且显示出对于一切程式化的传统绘画规范的有意否定。虽然施密特一罗特卢夫并非一个抽象画家，但在桥派画家中，他也许是在抽象结构的追求方面走得最远的一位，这在其后来的一些作品上(如《月儿初升》等)，反映得尤为明显。
《有树干的风景》，康定斯基作，1909年，油画，72．3x97．5厘米，杜塞尔多夫美术馆藏。
1911年，康定斯基等人脱离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而成立青骑士社。“青骑士”一词，产生于这年初冬康定斯基与马尔克的一次闲谈。康定斯基曾在其《自传》中回忆道：“我们都喜欢蓝色。马尔克喜欢马，骑士则是我的主题。我们两个很自然地说出‘青骑士’的名称”。在青骑土社中，康定斯基是最核心的人物。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艺术家，早年曾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学和政治学，曾受聘为俄国一所大学的法律教授，也从事过业余的人种志研究。他精通音乐，还系统钻研过西方现代哲学，尤其信奉通神学和通灵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貌似斯文冷静而性格内向的俄国人，竟象凡高一样，内心总是燃烧着炽热的感情之火。这位极度敏感的艺术家，能在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五颜六色之中，看见音乐的节奏与旋律。这使人油然想到诗人兰波——兰波能在字母A中想象出黑色的苍蝇。
康定斯基曾总结出一整套的有关抽象主义艺术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艺术不是客观自然的摹仿，而是内在精神的表现；其二，艺术表现应是抽象的，而具象的图像有碍于精神的表现。
康定斯基指出，艺术是属于精神的，必须全力为这个领域服务。不过其“精神”的定义较为模糊，有时被说成“内在情感”；有时则称作“内在需要”、“内心生活”等。从精神出发，他认为艺术不应仅仅是自然外观的显现，而必须具有精神的价值。他指出：艺术家“必须观察自己的精神活动并聆听内在需要的呼声……。内在需要所要求的一切技法都是神圣的，而来自内在需要以外的一切技法都是可鄙的。”(康定斯基著《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5页)。
康定斯基所说的“内在需要”，想必是指艺术家所体验的表达精神的冲动。他说“内在需要”由三个因素组成：1．每个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心中都拥有需要表现的东西(这是个性的因素)；2．每个作为时代之子的艺术家都必须去表现他时代的精神(这是风格因素)；3．每个作为艺术的仆人的艺术家必须为艺术事业作出贡献(这是纯艺术的因素，它永远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之中)。康定斯基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因素，他说：“只有最完善的艺术的要素将永世长存”，“第三要素在作品中占优势的人，正是伟大的艺术家”。
在康定斯基看来，艺术与自然是两个独立的“王国”，各有不同的原则和目标。艺术应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一件艺术品的成功与失败，最终取决于其“艺术的”及“审美的”价值，而不取决于它是否与外在世界相似。正因为此，他的画最终走向了抽象。
康定斯基的绘画，在1910年转为彻底抽象之前，主要趋于野兽主义的风格。他1896年从莫斯科来到慕尼黑之后，便全身心投入前卫艺术运动中去。他曾在巴黎渡过数月，在那里接触到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野兽派及立体派的绘画。这对于他日后抽象绘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必要的启示。他认识到色彩在绘画构成要素中占有首要地位。他发现高更和凡高的画尤其将色彩的表现放在首位；在这两位画家那里，把草地画成红色，要比将房子或人体变形容易得多。他还领悟到，色彩与线条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也许对修拉在此方面的观点有过专门的研究。事实上，修拉的有关绘画不同要素(色彩、线条、调子、构图、节奏等)的理论，几乎预示着某种抽象艺术。因而，康定斯基在他早期的绘画中，特别强调色彩的表现力。他以浓重而明亮的色彩来表现自然风光，表现俄罗斯的民间故事，抒发其浪漫、诗意的情怀。他作于1909年的油画《有树干的风景》，便是其早期的代表作。
画面呈现了一个浓烈而富于对比的色彩组合。那横贯画面的条状色块，与垂直的树干呈十字形交叉，远景的栋栋房舍，色点斑斑，有如乐曲中跳动的音符。可以看出，画家在这里对于景物的描绘并不十分在意，而似乎更关注于画面本身的表现力，关注于那色彩、块面、线条的组构秩序。画面简约而富于装饰性的图像，以及那种平涂勾线的造型语言，使人想到高更和野兽派的画风。康定斯基对于绘画的精神性及音乐性的强调与重视，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一幅水彩抽象画》，康定斯基作，1910年，水彩、墨水、铅笔、纸版，49．6x64．8厘米，妮娜·康定斯基藏。
康定斯基1910年所作的这幅抽象的水彩画作品，通常被视为抽象绘画诞生的标志。
其实，康定斯基对于抽象绘画的思考，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早在1895年莫斯科举办的那次印象派画展上，他的脑子里便已经萌生了有关抽象绘画的念头。当时，法国画家莫奈所作的一幅题为《干草堆》的油画，使前来观展的康定斯基极为震惊。他曾在其《自传》中叙述了他当时的反应：
“我突然第一次看到一幅绘画，它的标题写着《干草堆》，然而我却无法辨认出那是干草堆……我感到这幅画所描绘的客观物象是不存在的。但是我怀着谅讶和复杂的心情注意到：这幅画不但紧紧地抓住了你，而且给你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种色彩经过调合而产生的不可预料的力量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绘画竟然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和光辉。不知不觉地我开始怀疑客观对象是否应该成为绘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如果说，这次的经历与感受，使康定斯基对“客观对象是否应该成为绘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问题，产生了最早的疑问，那么，他在1908年某日无意中被他自己的一幅作品所打动的经历，则使他最终坚定地站到了彻底否定绘画的再现性因素的立场之上。他在其《自传》中写道：
“一天，暮色降临，我画完一幅写生后，带着画箱回到家里，突然我看见房间里有一幅难以描述的美丽图画，这幅画充满着一种内在的光芒。起初我有些迟疑，随后我疾速地朝这幅神秘的画走去。除了色彩和形式以外，别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而它的内容则是无法理解的。但我还是立刻明白过来了，这是一幅我自己的画，它歪斜地靠在墙边上。第二天我试图在日光下重新获得昨天的那种效果，但是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辨认画中的内容，而那种朦胧的美妙之感却已不复存在了。我豁然地明白了：是客观物象损毁了我的画。”
康定斯基这里所说的“是客观物象损毁了我的画”，意思是说，画中具体的物象，将观者的目光引向辨认现实事物的歧途，干扰了对“内在精神”的呼唤与感悟，也干扰了对绘画本身的观照，从而使绘画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于是，抽象主义的艺术观念在康定斯基那里最终彻底地形成。他指出，对于绘画来说，抽象的形式是最具表现性的形式，“形式愈抽象，它的感染力就愈清晰和愈直接”。因而，他开始在画中寻求非具象的表现。他先是用水彩和钢笔素描作尝试，把内心涌现的意象表现在画中。这幅作于1910年的水彩画，便是他在这种实验过程中画出的。在现代艺术史上，这件作品被视为最早的一幅抽象绘画作品。这幅水彩画，以稀薄的乳黄色涂底，轻灵的笔触勾画出不规则的色彩与形态，向人们展现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世界。
《构图4号》，康定斯基作，1911年，布面油画，95x128厘米，伦敦，泰特画廊藏。
1910—1914年，是康定斯基绘画发展中的所谓“戏剧性时期”。这一阶段他的作品，寻求以抽象的语言表现情感及内在精神。这些被归为“抒情的抽象”风格的作品，大多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辨的形象的。这些画中，往往隐约地显现着某种俄罗斯民间传说的图像，反映出画家对其故乡童话所保持的痴迷与神往。不过这些画中的图像并不清晰易辨。它们往往只是以某种极简单的线条或色块暗示出来；色块常常涂在轮廓线外，与轮廓不相一致。在这里，线条、块面及色彩本身，显然要比所描绘的故事重要得多。因而，这些图像往往被飞舞跳跃的形状及饱满绚丽的色彩所淹没。作于1911年的油画《构图4号》，便是康定斯基这种半抽象的抒情画风的代表作。画中所有形态均有可辩的来源。此画描绘的主题是在山野中撕杀的俄罗斯骑士(康定斯基总是醉心于画这种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在这幅趋于抽象的画上，我们仍可隐约地辨认出一些形态来：画面中央是战作一团的持矛骑士；右边是戴红帽子的持矛者；背景上有一个城堡；空中飞鸟成群；阳光透过细雨化成一道彩虹……。
画家在这里进行了有意味的形式处理。他有意地隐去那条作为风景画中主线的地平线；山的形态使他能够将地平线分解成道道斜的线。这对整个画面空间产生直接的影响——不仅使那客观、沉静、分出天与地的地平线在这里消失，而且，还使画上有了一个象立体派绘画一样完整的绘画性空间结构。
线条和色彩成为画中独立的要素。线条的断续形成了张力，产生贯穿全画而相互作用和联系的节奏。色彩独立地表现形状，作为平面而游离于一个不确定的空间，与那描述性的内容相分离。画中的物象不再是被某种外在光源所照亮：光完全来自于色彩本身。
康定斯基的传记作者格罗曼在谈到他该阶段的作品时，曾以哲人的口吻说道：“康定斯基所见的世界，是一个力的宇宙，摆脱了感官印象的桎梏，从外物及其实质上分离开来，并依其周围的造型而获得经验。”(何政广主编《康定斯基》，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04页)。在康定斯基这种半抽象的绘画里，所有形态都高度变形。客观的物象几乎消失在那些颤动的形体和耀眼的色块中。故事及风情的描述，在这里几乎可有可无。然而整个画面却充满韵律。那丰富而生动的画面结构，显示出画家对于内在情感及某种宇宙精神的追求。
《即兴二十八号)，康定斯基作，1912年，布面油画，111．4x162．1厘米，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藏。
康定斯基的许多画，都被冠以音乐的标题，如“即兴”、“抒情”，等等。仅以“即兴”为题的作品就有三十五幅之多，都被一一地编号。这些作品，起初还较为写实，到后来，则愈加变得简约和抽象。最终在画中仅留有几根主要线条，而客观内容的描述则被全然地抛弃。康定斯基认为，绘画与音乐具有相通性。他常常把绘画用音乐的术语来描述。他曾形象地用乐曲的弹奏来比喻画家的创作：“色彩好比琴键，眼睛好比音锤，心灵仿佛绷紧着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它有意按动着各个琴键，以激起心灵的和谐的震动。”康定斯基对音乐有着敏锐的感受力。他曾经将他自己早年的一幅描绘莫斯科暮色的画，用诗一般的语言形容成交响乐：
“太阳将整个莫斯科融为一体，它象一支狂欢的大号，使人整个身心、灵魂为之震颤。……它只不过是这部交响乐中使每一种色彩达到最最强烈程度的最后一个音符而已，不过它确实迫使莫斯科象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重复地奏出最强的音节。粉红色、淡紫色、黄色、白色、蓝色、淡黄绿色、火红的房屋和教堂——每一种色彩都是一首独立的歌——令人心醉的绿草、低声喃喃的树木和白雪，都随同成千个声音在歌唱，光秃秃的树枝奏出小快板，克里姆林宫那红红的、坚定庄严的围墙及上方精美的白色钟塔，象一声胜利的欢呼……。”(康定斯基《自传》)
而当他后来在剧院听着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的时候，那乐曲的旋律，则又转化成这幅莫斯科暮色的画面上飞动的线条和璀璨的色彩：
“对我来说，《罗恩格林》似乎是这个莫斯科的充分体现。小提琴，深沉的低音调，尤其是管弦乐器，那时在我看来都形象地层现了黄昏时分的冲突。我用心灵之眼去体会这色彩，粗野的、几乎着了魔似的线条在我的眼前飞舞。”(康定斯基《自传》)
正是他的这种对音乐的敏感，使他总是把绘画和音乐相提并论。他认为，画家其实做着与音乐家同样的事情，他们都追求表现“内在精神”，所不同的只是前者用的是视觉的语言，而后者则是用听觉的语言。他把绘画当作由各种视觉要素所构成的交响乐，称其为“色彩的大合唱”。他说：“绘画是不同世界雷鸣般的碰撞……。每一件作品的创造恰似宇宙的创造一样——通过各种乐器浑然一体的喧嚣所形成的有如洪水爆发的那种巨大声响，来创造一支交响乐，创造一支天球的音乐。”(康定斯基《自传》)
从某种程度上说，康定斯基抽象主义艺术观的产生，也正是由于受到音乐的启示。在他看来，音乐一直是一门旨在表现艺术家的灵魂和创造音乐的独立生命的艺术，它不需要复制自然，也不受自然的约束。而绘画，作为一门寻求表现画家的内在精神与灵魂，寻求表现艺术的内在意蕴(色彩与形式生命)的艺术，也不应该受自然表象的约束。他说：“一个画家如果不满意于再现(无论艺术性如何)，而渴望表达内心生活的话，他不会不羡慕在今天的艺术里最无物质性的音乐在完成其目的时所具有的轻松感。他自然地要将音乐的方法用于自己的艺术。结果便产生了绘画的韵律、数学的与抽象的结构、色彩的复调，赋于色彩以运动的现代愿望。”(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
《蓝马》，马尔克作，1911年，布上油画，103．5x180厘米，沃克尔艺术中心藏。
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弗朗兹·马尔克(FranzMare，1880—1916)是青骑士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墨尼黑的画家之子，1900年进入墨尼黑美术学院求学，开始了其艺术生涯。和许多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其艺术受到印象派和凡高的影响，不过更重要的影响来自麦克、康定斯基和德劳内。1909年，马尔克与麦克相识并结为好友，麦克画面上生动绚丽的色彩使马尔克深受启发。1910—1911年，马尔克与康定斯基共同编辑《青骑士年鉴》，筹划并参加青骑士艺术展，成为青骑士社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画风逐渐由早期的落寂忧郁而变得生气勃勃、富有表现力。象康定斯基那样，他努力寻求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和谐，并借动物这一题材表达他对事物精神实质的理解。此后，在德劳内奥费主义及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下，其艺术的抽象倾向日益明显起来，色彩斑斓的形状和色块在画面上相互挤压碰撞，传达出某种原始和神秘的意味。遗憾的是，他对抽象表现主义的探索尚未充分展开，便于1916年3月4日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
马尔克认为艺术不应该停留在对事物外貌的摹写上，而应该深入内部，努力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内部的客观精神实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艺术应当表现“人们眼睛所见到的背后的东西，是抽象的精神。”马尔克引人注目的重要作品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他认为：“那属于动物生命的纯洁的感觉激起了存在于我的那些善良的东西。”马、鹿、虎、狍子……这些动物代表了大自然的生命和活力，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得世界更为平和融洽。1911年，马尔克的重要作品《蓝马》问世。在这件作品中，他以鲜艳明确的色彩和起伏有致的曲线营造出一个宁静感人的动物世界。我们看到，以大片蓝色构成的三匹马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它们低着头，闭着眼，从温暖绚丽的背景中突起，安祥而温和地吸引着观众的视线。马的轮廊线是曲折委婉的，它们与弧形的山丘、飘移的云彩及植物的枝枝叶叶融为一体，创造出某种引人人胜的形体节奏。画面的色彩明丽灿烂，大面积的蓝色在红、黄、绿的簇拥下显得高贵沉静而又生气勃勃。在这里，“形”固然还客观存在着，但又在大胆恣意的颜色和平面性的涂绘中被弱化了，熟悉的形象悄悄隐去身形，湮没在色彩组构的无拘无束的空间里。马尔克的色彩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蓝色传达了男性的气概，坚强而充满活力；黄色意味着女性的气质，宁静温和性感；绿色表示这二者间的协调一致；而红色则是沉重和暴力的象征。这四种颜色在《蓝马》中有机地分布着，折射出他对世界精神实质的某种感悟和理解。
曾有人这样说，马尔克“带着牛羊和几本好书生活在高山牧场上。”他籍各种动物，尤其是马和鹿创造出许多生动明快、不受约束的动人画面。在《蓝马》中，动物被自然同化，与自然相融，成为相依相伴的整体。而《马厩》(1913—14)中，动物则被肢解成五光十色的块面，发射出眩目的灿烂光辉。这种半透明的结晶体显示出马尔克对抽象的探索。他的晚期作品，如《战争的形式》(1914)，则完全展示了形与形、色与色之间的相互抗衡，及由这种抗衡而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张力。这时他几乎已走向了完全的抽象表现主义。马尔克的艺术观，一如他在青骑士年鉴第二版前言中所宣称的：“我们深切爱好这样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艺术表现自生自长，不依赖于习俗的扶持。当我们在因袭的表壳之中看到一条裂缝，我们就予以注意，因为我们希望底下的一股力量，有一天会显露出来。”(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32页。)
《动物园》，麦克作，1912年，油画，129．9x230．5厘米，德国多特蒙特 奥斯特瓦尔德博物馆藏。
虽然奥古斯特·麦克(August Maeke， 1887—1914)与康定斯基、马尔克交往密切，人们也习惯于将他看作青骑士社的组织者之一，但事实上，麦克的艺术与他们的艺术绝不是一回事。麦克并不追求“精神世界”的表现，也未在抽象化道路上走远。他的艺术总体上看来是自然而具象的。在麦克画中，赏物的少妇、散步的绅士、天真可爱的儿童、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保持了具象沉静的、一眼可辨的形。这些形与明亮丰富的颜色在画上共同组构出和谐、欢乐的韵律。麦克在色彩上的造诣曾对马尔克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重视画面色彩的力量，所使用的颜色色域宽广，既纯又亮，闪耀着诱人的光彩。这可能与其早期师从于德国印象主义画家柯林思时所打下的基础有关。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立体派启发他的形变得简洁概括，野兽派帮助他更好地表现生活，再加上印象派的色彩基础，足以使他有能力把画面布置得亮丽、高雅且富有音乐性。
三联画《动物园》是麦克作于1912年的一件代表作品。画面前景描绘了一些动物及专注地观看动物的妇女和儿童，背景则安排了几位绅士正在园里漫步或参观。人、动物、树木、房屋经过了某些抽象化处理，但总体上仍保持了自然主义的风格。颜色以明亮的白、黄为主，间以深色和纯度很高的红、蓝色，看上去丰富绚丽，如同水彩画一般呈现出半透明的光泽。温暖明朗的色调传达了悠闲、欢乐的情绪，人、动物、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遗憾的是，麦克的艺术才华尚未充分发挥，便于1914年在一战中阵亡，年仅27岁。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出生于瑞士，但其一生主要是在德国度过的。作为音乐教室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过良好的音乐教育，不过最终他走上的却是美术这条道路。曾经拉小提琴的双手创造出了极具个性、充满幻想的艺术世界，这成就使他无可非议地跻身于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之列。
克利早年曾在尼尔艺校求学，并曾师从于墨尼黑艺术学院的斯塔克。1911年，他与康定斯基、马尔克、麦克等人相识，并参加青骑土社的有关活动。1914年前后，他与麦克结伴去了突尼斯和非洲，这一旅行使其艺术发生了某种重要变化，渐渐地，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角。应该说，克利所接触到的艺术影响源是相当复杂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雷东、思索尔、德劳内、毕加索、卢梭……。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影响面前，他保持了冷静。审慎的思考和细致的探究对其独树一帜的风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克利认为，在艺术中“直觉是决不可能被替代的。”他对凭直觉自主描绘的儿童艺术很感兴趣。儿童特有的符号创造能力、形状变化能力，尤其是无拘无束、天真率直的特性令他颇有启发。有时他也试着象孩子画画那样，由着笔在画布上信马由缰地自由涂绘，获得某种直觉形象，再对之加以有意识的改进，从而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作品看似天真稚拙，实际上却是深刻而独特的。形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重要方面。他用点、线、面组构出各种象征性符号般的形状，这些形状在画面上自由自在地延伸变化，又出乎意料地碰撞在一起，激荡出某种不可思议的震颤力。有些形象非常可爱，游弋的鱼、怪物的面孔、红色的气球……仿佛出自孩童之手。有些形象则与显微镜下的浮游生物、微生物等有着高相关，它们排列、组合、变化、重复，展示着艺术家的奇思妙想。颜色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另一个方面，它们与形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有时，暗底衬托出鲜明响亮的红黄色；有时则是颜色样片般的渐变与叠加；有时，色块与色线进行着小范围内的分割与争斗；有时，在棋盘似的网格中，在最亮和最暗的两极间，色彩和色度被非常娴熟地推进和后退……克利那些令人心动的画面常常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音乐，确实，深厚的音乐素养令他很自然地把某些音乐的形式借用到了绘画中。节奏、韵律、渐变、重复、展开，这些与音乐相符的性质在其画中反复出现，带给观者难以言喻的美感和极具丰富的形式。克利认为，艺术应该关注“已经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世界的那种力量”，认为“以前我们惯于表现地球上看得见的东西，不是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揭示可见的东西后面的实在，这样来表示一个信念：可见的世界只是宇宙中一个孤立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潜在的实在……。”(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69页。)这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克利的艺术探索，也让我们能对他那隐含在稚拙下的深刻和精辟有所了解和领悟。威尔奈·哈弗特芒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是一个有新感受的原始人。”
《喜歌剧“航海者”中的战斗场面》，克利作，1923年，有色纸、水彩和油画线描，38x51厘米，瑞士，私人收藏。
克利对剧院演出很有兴趣，在魏玛包豪斯学院任教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到剧院听歌剧。如此强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于音乐，更来自于歌剧本身那充满矛盾和对比的抽象性、独立性。这期间，克利创作了众多的剧院系列作品，作于1923年的《喜歌剧“航海者”中的战斗场面》正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种嘲讽和挖苦。它描绘了站在小船上的人物与三个鱼怪搏斗的场景。我们看到，头戴羽毛头盔、身着短衣短裤、脚穿红色袜子的男高音被描绘得稚拙可笑。他的四肢如棍子般生硬，且被夸张加长。手执长矛的模样让人想起木偶人物。而三个鱼怪大张着嘴巴，看上去更为滑稽。画家在人物、小船、鱼怪这些形体轮廊内又进行了分割，形成各种富有装饰意味的几何形。这幅画的形十分天真，如同出自稚童之手，但颜色却不同凡响，十分老练。橙色、紫色、红色、褐色、浅百合色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优雅而和谐。方格状的舞台作为背景又被分割成两个色域，一部分为蓝色的逐渐推进，另一部分为黑褐色的逐渐后退，这种渐变产生出某种奇妙的空间振荡和韵律，一如高音与低音的音域对比及它们的奇妙振响。从这幅画上，我们可以看出克利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孩提般幼稚的线描与老练优雅的光色空间的结合。它们是一对矛盾体，在画面上碰撞、冲突，产生某种神秘和新异；它们又被结合得如此巧妙，带给观众整体和谐的视觉体验。
《高尚的园丁》，克利作，1939年，布上蛋彩和油画，95x70厘米，伯尔尼，私人收藏。
由于纳粹的指控和驱逐，克利于1933年离开德，国至瑞士定居。1935年广克利大型作品展”在伯尔h尼及巴塞尔举办。1937，年，他保存在德国的102l件作品受到纳粹查封，其I中17件作品被陈例在墨[尼黑的“颓废艺术展”上。[1938年，在巴黎和纽约举l办了“克利作品展”。自[1935年以来，由于疾病的侵扰，其健康大为受损，1940年，病情危及心脏，导致了他的离世。在这期间，尽管身体在衰退，有时甚至只能病卧在家，但他仍以超人的精神继续创作，在艺术上达到了无可否认的成熟精妙。他的晚期作品往往简练而隽永，展示出艺术家炉火纯青的技法和深刻的象征性。《高尚的园丁》正是这一时期风格的代表之作。画面以鲜艳的色块相互渗透晕染，形成一个亮丽的平面色场。以此为背景，简约的黑色线条自由大胆地勾画着，形成一个个令人费解的图案和符号。迷宫一样的结构，充满着象征的意味和神秘的幻想。
有人这样说，“莫扎特留给我们一个音乐的世界，这个音乐世界甚至可以打动那些不能领悟音乐世界与象征世界关联的人。克利留给我们一个绘画的世界，这个绘画世界甚至对于那些不能理解其渗透到绝对的洞察力的人来说也是存在的。”(维尔·格罗曼著，赵力等译：《克利》，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32页。)留存于世的那些数量庞大的艺术品，诱导我们一步步走进克利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幻想，它天真美妙，又意味深长。
《共和党的自动装置》，格罗斯作，1920年，水彩，60x4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乔治·格罗斯(Georg Gmsz，1893—1959)是新客观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柏林，曾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及柏林皇家工艺美术学惋求学。他是柏林最早参加达达运动的人之一，受到过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及战后德国混乱社会的亲历者，其艺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往往矛头直接指向社会阴暗面。他用简约的线条和夸张的形象对独裁、腐败、战争等问题作了直接揭露和无情嘲讽，画风冷酷、尖锐，具有挑衅性。
《共和党的自动装置》是格罗斯政治讽刺画的代表作品，嘲弄了魏玛共和国标榜的大言不惭的所谓“民主政治”。画面前景描绘了两个可笑的机器人，它们没有面目、脑袋空空、缺胳膊断腿，却一本正经。左边那个戴帽子、打领带的断腿者正在摇一面德国旗子，而右边那个结领结、佩铁十字勋章者腋下有个奇怪的齿轮装置，这个装置可能是让其头壳发出声音的控制中心。它们行走在机械般的都市街道上，按事先所得的授意忠实地投票选举。
格罗斯尖刻辛辣的讽刺艺术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也令他常常与当局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纳粹上台后，他被迫于1933年逃离德国，来到纽约。鲁迅先生曾将格罗兹与珂勒惠支并列，称格罗兹的作品“漫画而又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