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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20]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刻[60p]

　　卢沟桥事变·宛平城内紧急布防的中国军队

　　1937年7月8日，日军包围宛平县城，城内外中国守军紧急调动，加强防卫。6月25日开始，日军在北平近郊卢沟桥以北以西地区举行一连串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晚，驻丰台的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率领下，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夜间演习。夜晚11时许，日军演习部队突称遭受中国军队射击，导致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同时又向丰台日军请援。驻守宛平之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吉星文团长以时值深夜，恐生事端，拒绝日军入城，日军遂对宛平采包围态势。不久，丰台日军援部抵达，并于7月8日凌晨4时50分开始炮击宛平城，吉星文亦下令守军还击，遂爆发历史性的七七事变。

　　

　　戒严的宛平城 1937年7月8日，日军攻击宛平城后，宛平保安措施加强，严格管制人员的出入。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方面提出严重抗议。9日，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对日本使馆参事日高重申抗议。10日，正式送递书面抗议，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

　　

　　包围宛平城的日军 1937年7月，包围宛平城的日军准备发动攻击。7月 14日，新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要求，包括.爱国运动、中国军队撤出城外等。宋哲元最初不明日方的底细，不主张轻易开战，而倾向于和平谈判。20日，日军却以巨炮轰击长辛店及宛平城，造成中国军民严重的死伤。不过此时宋哲元仍迁就日方要求，下令撤除北平街头的沙袋、拒马等，并电请南京中央命令北上增援的孙连仲部停止前进。

　　

　　宋哲元由津返平 1937年7月19日，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中脱帽深色袍者）由天津返回北平，北平各界人士前来迎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7月11日晚宋哲元赶回天津，认为卢沟桥事变乃局部冲突，希望能以和平手段解决。宋哲元停留天津八天，积极与日方磋商，却引发国人的疑虑与关切，致电慰问者有之，发函责备者亦有之。26日，日军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二十九军全部撤离北平，此时宋哲元始看清日军毫无和谈的诚意，遂决定反守为攻。不过日军此时已完成攻击准备，出动大军，配以二十架战机，我军南宛作战失利，为了保护北平古都免受战火毁坏，二十九军遂撤出平津地区。

　　

　　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举行记者会 1937年7月，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举行记者会，说明日军主动攻击卢沟桥的情形。王冷斋同时担任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为卢沟桥事变此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追悼“一·二八”阵亡将士（之一） 1932年5月，“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图为大会主席台，右二为蔡廷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继续主动挑起军事冲突。1932 年1月18日，日本特务田中隆吉在上海马玉山路挑拨日本僧人与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又策动日本浪人焚烧三友实业社，杀死中国.，捣毁中国商店。事发后，日方颠倒是非，要求上海市政府道歉，同时增兵上海。尽管国民政府妥协退让，但日军仍于1月28日晚由上海租界分三路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遭到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遂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大举侵华，分南北两路入侵中国。中国守军为抵抗南路日军爆发淞沪会战。照片为抗日宣传工作队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城镇书写的抗日标语。

　　

　　1937年12月，南京被日军围攻时，写在城外的抗日标语“拿热血换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表现出中国人不畏强敌，誓死以生命换取胜利的决心。

　　

　　1940年，四川省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一位代人写信的老先生自发地写下数条激昂的标语贴在身后的墙上，以表达他对侵略者的愤怒之情。

　　

　　回国抗日的留日学生 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后，海外中国留学生纷纷辍学共赴国难，尤其留日同学更是悲愤异常，战端初启，立刻整装回国。两个月的时间内，六千余名留学生中将近有四千人回到祖国。图为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在上海码头欢迎新一批回国的留日同学。

　　

　　上海文化界的救亡集会 1937年8月，日军从上海大举入侵，爆发淞沪会战，上海文化界展开救亡活动，在街上拉起中英文标语，争取国际支持。8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这一次抗战，意义是神圣的。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正义，我们不能不奋勇地发动抗战……抗战开始后，人民的牺牲，必然随着抗战局面的展开而增加。牺牲便是对国家的报效，也就是对自己良心上的交代，现在人民所感受的，不过是牺牲的初步。初步的牺牲是初步胜利的基础，最后的牺牲是最后胜利的基础，要望最后的胜利，必须抱着最后牺牲的准备与决心。

　　

　　武汉市举行拥护国联援华制日大会 1938年，武汉市举行“武汉市拥护国联援华制日运动大会”。1937年底，日军攻陷南京之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继续指挥对日抗战，同时促请国际社会谴责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促成国联来华调查日本的侵略行动。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投票表决调查团报告书，四十四国赞成、一国弃权，反对者仅日本一国，日本遂宣布退出国联。因此，尽管日本的军事持续壮大，但在国际社会却日益孤立，反抗侵略的中国人民日渐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1938年7月7日，面对日军即将对武汉发起大规模的攻击，武汉三镇发起 “献金活动”，图为中国.的献金团在大街小巷进行宣传，呼吁人们踊跃捐输。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年，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在抗日宣传方面，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指导下，郭沫若出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三厅下设第五、第六、第七等三个处，多由.人主持，自4月起举行各种抗战宣传扩大活动。到了7月7日抗战一周年时，政治部发起献金活动，获得民众热烈响应。

　　

　　1938年7月7日，汉口孤儿院亦响应献金活动，以义卖报纸所得捐给国家。图为孤儿们蹲在地上整理报纸，准备一天的义卖活动，其爱国之心，令人动容。

　　

　　1938年7月7日，武汉三镇献金活动中一个献金台前人潮踊跃。汉口设有四处献金台，其中孙中山铜像前的献金台由马超俊夫人沈慧莲主持，蒋介石、宋美龄均出席，党政军要人纷纷解囊。市井民众，包括家庭主妇、小贩、车夫甚至孩子们都自动前来献金。汉口全市各店为全体店员职工捐献一个月薪水，复兴、裕华、申新、大成四纱厂亦共赴国难。三天里，各界献金达百万之谱。

　　

　　在武汉街头宣传抗日的女青年 1938年7月8日，日军即将大举进攻武汉，一名女宣传员登高宣讲当前局势，引来众多民众驻足聆听。女宣传员上身前倾，与下面仰首聆听的民众构成了一幅极具张力的生动画面。

　　

　　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华侨慰劳视察团飞抵重庆 1940年3月，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华侨慰劳视察团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代表盛情欢迎。陈嘉庚，福建同安人，1890年秋随父赴新加坡，经营农、工、商多种实业。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全力投入抗日救国活动。抗战爆发后，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全力推动爱国活动，并捐赠大批款项襄助抗战。

　　

　　游击队的战前动员 1939年，浙赣边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出发之前，其女队长在向队员做动员。由于抗日游击队均活动于穷乡僻壤之间，物质条件极差，所以加入者均为抱着高度爱国心、甘愿奉献的青年男女。

　　

　　千人合唱同仇敌忾 1941年3月，重庆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二周年纪念，教育部配合此项活动，主办千人合唱音乐大会。1939年初，国民政府撤守重庆以后，3月间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其中心口号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强调要纠正醉生梦死的生活、苟且偷生的习性、自私自利的企图和纷歧错杂的思想。

　　

　　街头活报剧 1939年，抗日宣传队在湖南某城市街头表演枪决汉奸汪精卫的活报剧。在各种剧目中，汉奸通常都是獐头鼠目之辈，大概因汪精卫本人长得一表人才，宣传队只好找来一位外形俊秀的小生来扮演这位反面人物。

　　

　　指挥演唱的少年 1940年，儿童下乡宣传队到重庆近郊高唱抗日歌曲，以激发乡民的抗敌意识。宣传队员虽然年纪幼小，但个个精神抖擞，尤其站在队前指挥演唱的男孩虽个头短人一截，但指挥起来却中规中矩，神气不凡，颇有少年英雄之风范。

　　

　　台湾少年团英姿 1939年10月，台湾少年团团员在浙江金华进行操练。抗战爆发，原本在大陆倡导反日革命的台湾人立刻加入抗战行列，不少岛内的台湾人也设法冲破日人的围堵，回到大陆参战。台籍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友邦等人领导闽浙沿海诸省的台湾青年，组成“台湾义勇军”，以闽南为基地，分三个队，进行医疗、教育、宣传等工作，“台湾义勇军”下还设有“台湾少年团”，对台籍志士子女予以照料与教育，并训练孩子们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汤恩伯视察绥远前线部队 1936年12月，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国军事将领视察前线，中为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1935年8月，日本指使伪蒙军向绥远东北发动攻击，绥远省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奋勇抵抗，遂爆发绥远抗战，战况十分激烈。11月间，汤恩伯率第十三军一部驰援，我军展开全面攻击，歼伪蒙军，收复百灵庙，至12月9日收复重要据点大庙，重创日本分裂中国的企图。

　　

　　百灵庙战役中的中国军队重机枪手 1936年12月，绥远作战期间，天候严寒，各部冒着零下20度的低温，向敌方据点迅速挺进，彻底消灭了伪蒙军。原本日军一手导演这次的侵略战争，期待假借伪军向绥远扩张势力，以为侵略华北创造条件，不料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却超出日方所料，使得日军反而失去了在绥远的据点。

　　

　　德式装备的中国精锐部队 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拥有德式武器装备的中央教导师整装待发，准备奔赴前线，与日军精锐部队一较长短。过去受到日本外交压力的影响，中国始终无法由美、英、法等国取得新式武器，也缺乏技术建立相应的国防工业，不过由于新崛起的纳粹德国也受困于国际孤立，无法取得战略原料，在此偶然的历史条件下，中德两国同意进行军事合作。中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给德国，德国则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国防工业，提供大量新式武器，装备近二十万的兵力，并协助制定中国抵抗日本入侵的中长期作战计划。德式装备的中国精锐部队，在淞沪战役中成功地抵挡了日军的猛烈攻势。

　　

　　四十九师开赴淞沪前线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大量向淞沪地区集结，图为第四十九师奔赴前线。七七事变后，驻上海日军不断向中国方面挑衅。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率水兵一员，驾军车闯虹桥军用机场，遭中国保安队击毙。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向日本总领事交涉，希望以外交方式解决，日本政府则一方面派员与中国政府谈判，另一方面加紧作战部署，向上海增派军队。中国政府见此态势，遂令军队向上海各个据点推进，以应付突发事变。

　　

　　增援太原的中央军主力 1937年10月，中国军队集结太原，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其中卫立煌部驻守太原以北的菜水焉、青龙镇、天门关一带，朱德第十八集团军主力则牵制晋东的日军。

　　

　　太原民众欢送一七九旅将士奔赴前线 1937年10月，日军陷北平、天津之后，又入忻口、娘子关，再沿同蒲路和正太路夹攻山西省会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命令傅作义部在太原四周部署阵地，迎击来犯的日军。图为中国军队一七九旅赴前线作战，太原市民前来车站送行。火车鸣着汽笛，在浓烟中缓缓驶离，军民皆振臂高呼口号，士气高昂。

　　

　　从太原出征的中国军队将士 1937年10月，中国军队步出太原古城，赴前线杀敌。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11月初，北路日军进攻大孟、阳曲，东路日军在鸣谦、鸣李一带阻遏中国援军。7日，两路日军逼近太原城郊，从东北西三面猛攻城垣，并以飞机猛烈轰炸，中国军队只好向西南突围。9日，太原失守。

　　

　　接受检阅的广东游击队员 1940年，广东第二游击区的游击队员出发前接受校阅。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除积极组织正面战场的抵抗外，还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这些由国民党掌握的活跃于敌后的游击队在打击骚扰日军的同时，往往还负有监视乃至遏制.敌后武装的使命，双方的摩擦时有发生。

　　

　　转进在崇山峻岭间（之一） 1940年冬，浙赣边区中国部队行进的情形。从照片中不难看出，中国军队的运输不仅没有机械化，连可供驱使的牲畜也很少。这支行进中的队伍所使用的运输工具竟是原始的独轮车

　　

　　转进在崇山峻岭间（之二） 1942年冬，江防前线，中国军队移防穿过高山大川，场面蔚为壮观。

　　

　　转进在崇山峻岭间（之三） 1942年冬，江防前线移防的部队搬运辎重越过险峻的山崖。四川高山连绵，古道多沿江岸而行，不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阻遏了日军的入侵。尽管如此，为了保卫战时的首都，江岸两旁据点仍置有重兵，并经常进行移防，以随时迎战来犯之敌。

　　

　　志愿从军的三峡民众 1941年，三峡地区的民众搭乘江船前来重庆志愿从军，以便上前线杀敌，报效国家。这批青年穿着三峡地方父老赠送的衣服，上面写着“志愿抗敌”。

　　

　　武汉的动员应征宣传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前夕，汉口市内举行大规模的抗敌宣传，图为中华海员抗敌后援会进行兵役的倡导工作，其挂出的标语写着“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箪食壶浆送勇士 1939年12月，湖南某地，中国军队行经之处民众箪食壶浆，争相慰劳抗日将士，期待战士们多打胜仗。

　　

　　重庆各界欢送青年军出征 1944年11月，重庆各界欢送青年军出征，场面热烈。这一年8月，中国政府鉴于中国驻印军和援缅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员，又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发起了十万青年从军运动。年底，成立青年军训练总监部，罗卓英为总监，蒋经国为政治部主任。众多的青年基于爱国热情，积极响应，至1945 年初编成了二○一至二○九共九个师，约十万人。

　　

　　日军进入北平（之一） 1937年8月8日，南苑战役后，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天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图为日军先头部队正穿过正阳门前方的前门大街牌楼。随后，日军在东交民巷前的日军练兵场举行阅兵仪式。

　　

　　日军进入北平（之二） 1937年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大军入城式后，穿过朝阳门的萱岛部队登上朝阳门城楼，得意忘形。

　　

　　日军进入北平（之一） 1937年8月8日，南苑战役后，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天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图为日军先头部队正穿过正阳门前方的前门大街牌楼。随后，日军在东交民巷前的日军练兵场举行阅兵仪式

　　

　　日军进入北平（之三）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个日本军人登上紫禁城，骑在一尊石狮上面，耀武扬威。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由天津迁至北平，并以过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模式成立“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半年多内基本上确立了对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殖民体制。

　　

　　蒙羞的天安门城楼日伪统治下，天安门城楼上贴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标语。不过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天安门还未被赋予今天这样的象征意义，那时，国人面对此景，恐怕并没有今天的人们面对这张照片时的感受那么强烈。

　　

　　化为废墟的城市 1937年10月，日军攻占上海闸北。由于遭受日军炮火猛烈轰击，闸北一带的百姓纷纷逃离，市街人去楼空，日军穿越时，已成废墟一片。

　　

　　搜捕抗日志士的日军 1937年10月，日军在上海闸北战斗中与中国军队进行激烈的巷战，图为日军士兵手持武士刀，杀气腾腾，准备进入屋内搜捕抗日志士。淞沪会战于8月中旬爆发以来，中国军队首先对汇山码头日军阵地及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动攻势，不过日军后援部队接着在吴淞等地登陆，向宝山一带进攻，战场由闸北、虹口扩大至吴淞一带。

　　

　　占领上海的日军举行入城式（之一） 1937年12月，占领上海的日军举行入城式。上海日侨站在街道两旁，挥舞着日本国旗欢迎日本军队入城。卢沟桥事变之后，驻沪日军于8月13日进犯闸北和虹口，爆发了淞沪战役。日军由本土调集了七个精锐师团，中国参战部队则多达七十个师，包括装备新式德国武器的精锐部队。日军将攻打上海视为压制中国人民反抗意志的下马威，而中国政府亦将此役视为挫日军锐气、鼓舞全国人民抗战信心的关键一仗，因此双方精锐尽出，寸土必争，死伤惨重。

　　

　　占领上海的日军举行入城式（之二）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举行入城式，图为山田部队穿过南京路的情形。

　　

　　遭铁蹄践踏的江南水乡 1937年11月29日，日军攻占常州后，继续向丹阳挺进，图为日军一部强征当地民船，沿水路向丹阳方面进攻。优美的江南水乡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肆意践踏。

　　

　　驶向南京中华门的日军坦克 1937年12月12日，日军第六师团冲破南京中华门防线，坦克驶向城门，城墙上中国军队所书“誓复国仇”的标语仍清晰可见。图中铁甲坦克与砖土城墙的对峙，极具象征意义，恰好是当时中日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第六师团攻进中华门以后即大肆展开烧杀，此照片通常被视为南京大屠杀的前奏。

　　

　　兵临城下的侵略者 1937年12月12日，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长谷川部队在南京中华门外准备总攻击的一刻。

　　

　　占领南京的日军举行入城式 1938年12月17日，华中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前方骑马者）率军在南京中山门举行入城仪式。还在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表明了长期抗战的决心。因此，对于首都的沦陷，国人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全民抗战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日军攻占太原 1937年9月14日，日军攻占太原城后，一路骑兵由北门进入。7月底，日军占领平津之后，继续西犯，先是攻占了张家口，接着沿着京绥线推进，相继占领了怀安、永嘉堡、天镇、聚乐堡，并于9月14日进入太原

　　

　　日军进入易州 1937年9月20日，日军攻陷涿县，向保定前进，其中左翼部队连续攻占易州与固镇。图为日军坦克部队开进易州城的情形。

　　

　　日酋寺内寿一与畑俊六在徐州会师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往武汉方向撤退，南北两路日军会师。图为北路日军指挥官寺内寿一（右）与南路日军指挥官畑俊六在徐州附近机场会合。事实上，北路日军之一部在台儿庄被歼，轰动中外社会。日军对外宣传仅以“遭到敌人顽强抵抗”寥寥数语，轻描淡写。战争末期，寺内寿一死于南洋，畑俊六战后被列为七大战犯之一，被绞死于东京巢鸦监狱。

　　

　　日军攻占广东省政府 1938年10月22日，日军攻占广州市，在广东省政府前示威。日军于这一年5月攻占徐州后，计划继续攻占华中重镇武汉和华南的广州，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9月，日军调集四万兵力，组成第二十一军，在澎湖的马公集结。此时广州属第四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率十三个师约十一万人驻守，不过中国方面并未预料到日军攻击广州的计划，疏于防范，甚至还由第四战区调兵北上支持武汉会战。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大举登陆，连陷淡水、平山、惠州、增城，于22 日占领广州，另一部则沿珠江口溯江而上，占领虎门、佛山等地。

　　

　　攻略赣北的日军 1939年3月，攻略赣北的日军。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与中国第九战区、第三战区的部队对峙于赣北、修水地区。1939年2月中，日军向德安、箬溪、湖口附近集中。3月，日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军不敌，日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先后占领义安、奉新，猛攻南昌。27日，南昌失守。至4月，中国政府调集军队反攻，曾一度攻克飞机场和火车站，向市内进击，不过在日军的反击之下，中国军队被迫退回原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