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到上海去等我母亲、我姑姑回国。
我舅舅家住在张家??(音“邦”，俗字──近江海的水潭)，
未来的大光明戏院后面的卡尔登戏院后首的一个不规则的小型广场，叫张家。
显然还是上海滩初开埠时节的一块沼泽地，后来填了土，散散落落造了几幢大洋房。
年代久了，有的已经由住宅改为小医院。
街口的一幢，楼下开了个宝德照相馆，也是曾经时髦过的老牌照相馆。
我舅母叫三个表姐与表弟带我去合拍张照。
隆冬天气没顾客上门，冰冷的大房间，
现在想起来倒像海派连台本戏的后台，
墙上倚立着高大的灰尘满积的布景片子。
五个小萝卜头我在正中。
还有个表妹最小，那天没去。
她现在是电视明星张小燕的母亲。

在天津的法国公园

在天津家里，一个比较简朴的半旧花园洋房，没草坪。戴眼镜的是我父亲，我姑姑，余为我母亲与两个“大侄侄”，妞儿的弟兄们。
　　我母亲故后遗物中有我父亲的一张照片，被我丢失了。看来是直奉战争的时候寄到英国去的，在照相馆的硬纸夹上题了一首七绝，第一、第三句我只记得开首与大意：

　　才听津门(“金甲鸣”？是我瞎猜，“鸣”字大概也不押韵。)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因为他娶了妾，又吸上鸦片，她终于借口我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
　　他一直催她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
　　回来也还是离了婚。她总是叫我不要怪我父亲

左边是我姑姑，右边是堂侄女妞儿──她辈份小，
她的祖父张人骏是我祖父的堂侄。
我至多三四岁，因为我四岁那年夏天我姑姑就出国了，不会在这里。
我的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

我母亲与姑姑回国后和两个表伯母到杭州游西湖，
也带了我跟我弟弟去。
这是九溪十八涧。

我们抱着英国寄来的玩具。弟弟戴着给他买的草帽。

我弟弟这张照片背面印着英文明信片款式，
显然是我母亲在英国的时候拿去制成明信片。
这一张与她所有的着色的照片都是她自己着色的。

面团团的，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但是，不是我又是谁呢？把亲戚间的小女孩都想遍了，全都不像。
　　倒是这张藤几很眼熟，还有这件衣服──不过我记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印着一蓬蓬白雾。
　　T字形白绸领，穿著有点傻头傻脑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只感到亲切。
　　随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
　　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北国的阴天下午，仍旧相当幽暗。
　　我站在旁边看着，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
　　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那是她的蓝绿色时期。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

我祖母带着子女合照

　　带我的老女佣是我祖母手里用进来的最得力的一个女仆。我父亲离婚后自己当家，逢到年节或是祖先生日忌辰，常躺在?缙躺辖兴?来问老太太从前如何行事。她站在房门口慢条斯理地回答，几乎每一句开始都是“老太太那张(‘辰光’皖北人急读为‘张’)……”
　　我叫她讲点我祖母的事给我听。她想了半天方道：“老太太那张总是想方(法)省草纸。”
　　也许现代人已经都没见过卫生纸流行以前的草纸，粗糙的草黄色大张厚纸上还看得见压扁的草叶梗，裁成约八寸见方，堆得高高的一叠备用。

　　我觉得大杀风景，但是也可以想像我祖母孀居后坐吃山空的恐惧。就没想到不等到坐吃山空。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这样微弱可怜。
　　沉默片刻，老女仆又笑道：“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那该是光复后搬到上海租界上的房子，当时流行走马楼，二层楼房中央挖出一个正方的小天井。

　　“三爷背不出书，打！罚跪。”
　　孤儿寡妇，望子成龙嘛！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他吃完饭马上站起来踱步，老女佣称为“走趟子”，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李鸿章在军中也都照做不误的。他一面大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槛兜圈子巡行，背书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抽大?绲娜怂?得晚。

　　我祖母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也是怕他穿着入时，会跟着亲戚的子弟学坏了，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踧踖，一副女儿家的靦腆相。一方面倒又给我姑姑穿男装，称“毛少爷”，不叫“毛姐”。李家的小辈也叫我姑姑“表叔”，不叫表姑。

　　我姑姑说我祖母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因又悄声道：“哪，就像这阴阳颠倒，那也是怪僻。”我现在想起来，女扮男装似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她在祭祀的遗像中面容比这张?抖?带女的照片更阴郁严冷。
　　“二爸爸怕她。”我姑姑跟着我叫我伯父二爸爸。
　　“奶奶说要恨法国人，”她淡淡地说。
　　又一次又道：“奶奶说福建人最坏了。当时海军都是福建人，结了帮把罪名都推在爷爷身上。”

　　大概不免是这样想。后世谁都知道清朝的水师去打法国兵船根本是以卵击石。至今“中国海军”还是英文辞汇中的一个老笑话，极言其低劣无用的比喻。

　　西谚形容幻灭为“发现他的偶像有黏土脚”──发现神像其实是土偶。我倒一直想着偶像没有黏土脚就站不住。我祖父母这些地方只使我觉得可亲，可悯。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我仅有的一张我祖父的照片已经泛黄褪色，大概不能制版。显然是我姑姑剪贴成为夫妇合影，各坐茶几一边，茶几一分为二，中隔一条空白。祖父这边是照相馆的布景，模糊的风景。

　　祖母那边的背景是雕花排门，想是自己家里。她跟十八岁的时候发型服饰相同，不过脸面略胖些。

　　祭祖的时候悬挂的祖父的油画像比较英俊，那是西方肖像画家的惯技。但同是身材相当魁梧，画中人眼梢略微下垂，一只脚往前伸，像就要站起来，眉宇间也透出三分焦躁，也许不过是不耐久坐。照片上胖些，眼泡肿些，眼睛里有点轻藐的神气。也或者不过是看不起照相这洋玩艺。

　　《孽海花》上的“白胖脸儿”在画像上已经变成赭红色，可能是因为饮酒过多。虽有“恩师”提?叮?(他在书信上一直称丈人为“恩师”)他一直不能复出，虽然不短在幕后效力，直到八国联军指名要李鸿章出来议和，李鸿章八十多岁心力交瘁死在京郊贤良寺。此后他更纵酒，也许也是觉得对不起恩师父女。五十几岁就死于肝疾。

　　我又去问我父亲关于祖父的事。

　　“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他悻悻然说。

　　是他新近出钱拿去印的，几部书页较小的暗蓝布套的线装书。薄薄的一本本诗文奏章信札，充满了我不知道的典故，看了半天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多年后我听见人说我祖父诗文都好，连八股都好，又忙补上一句：“八股也有好的。”

　　我也都相信。他的诗属于艰深的江西诗派，我只看懂了两句：“秋色无南北，人心自浅深。

　　”我想是写异乡人不吸收的空虚怅惘。有时候会印象淡薄得没有印象，也就是所谓“天涯若梦中行耳。”

　　“爷爷奶奶唱和的诗集都是爷爷作的，”我姑姑说，“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句是她自己作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渲赫旧家声。”

　　那时候孀居已久。她四十七岁逝世。　　“我记得扒在奶奶身上，喜欢摸她身上的小红痣，”我姑姑说。“奶奶皮肤非常白，许多小红痣，真好看。”她声音一低。“是小血管爆裂。”

我穿着我继母的旧衣服。她过门前听说我跟她身材相差不远，带了两箱子嫁前衣来给我穿。
　　她父亲孙宝琦以遗老在段祺瑞执政时出任总理，即在北洋政府也算是“官声不好”的，不知怎么后来仍旧家境拮据。总不见得又是因为“家里人多”？他膝下有八男十六女。妻女都染上了阿芙蓉癖。我继母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婚后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她跟“赵四风流朱五狂”的朱氏姊妹也交好，谢媒酒在家里请客，她们也在座。

　　她说她的旗袍“料子都很好的”，但是有些领口都磨破了。只有两件蓝布大褂是我自己的。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确实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着要制定校服，有人赞成，认为泯除贫富界限。也有人反对，因为太整齐划一了丧失个性，而且清寒的学生又还要多出一笔校服费。议论纷纷，我始终不置一词，心里非常渴望有校服，也许像别处的女生的白衬衫、藏青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作，而又有少女气息。结果学校当局没通过，作罢了。

　　一九六○初叶我到台湾，看见女学生清一色的草黄制服，觉得比美国的女童军的墨绿制服帅气，有女兵的英姿。后来在台湾报上看到群情愤激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

　　我这论调有点像台湾报端常见的“你们现在多么享福，我们从前吃番薯签”，使年轻人听多了生厌。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民初妇女大都是半大脚，裹过又放了的。我母亲比我姑姑大不了几岁，家中同样守旧，我姑姑就已经是天足了，她却是从小缠足。(见图。背后站着的想必是婢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我姑姑说。)
　　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一九四八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

　　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

　　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连我姑姑在大陆收到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向我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信上说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早在一九三六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铁箱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去新加坡，丢下没带走。我姑姑和我经常拿到屋顶洋台上去曝晒防霉烂，视为苦事，虽然那一张张狭长的蕉叶似的柔软的薄蛇皮实在可爱。她战后回国才又带走了。

　　我小时候她就自己学会做洋裁，也常见她车衣。但是她做皮包卖的计划似乎并未成功，来信没再提起。当时不像现在欧美各大都市都有青年男女沿街贩卖自制的首饰等等，也有打进高价商店与大百货公司的。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

张爱玲母亲

一九三○初，在西湖赏梅

张爱玲母亲在港大
　　　　　　　　　　　　　　　　　　

　　一九三六年我母亲又回国一次，顺便安排我下年中学毕业后投考伦敦大学，就在上海西青会考试两天。因为家里不肯供给我出国留学，得先瞒着，要在她那里住两天，不然无法接连两天一早出外赴考。

　　她从来没干涉我弟弟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教读。

　　“连衖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我听见我父亲跟继母在?缙躺隙晕宰潘怠?

　　我弟弟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中学没念完就出去找事了。

　　我考试前一天跟我父亲说：“姑姑叫我去住两天。”

　　那天刚巧我后母不在家。

　　明知我母亲与姑姑同住，我父亲旧情未断，只柔声应了声“唔，”躺着烧?缫裁惶?起眼来。

　　考完了回去，我继母借口外宿没先问过她，挑唆我父亲打了一顿禁闭起来。我姑姑自从打官司被出卖，就没上门过，这次登门劝解，又被?缜勾蛏搜劬Γ?上医院缝了六针。

　　我终于逃出来投奔我母亲。去后我家里笑她“自扳砖头自压脚，”代背上了重担。

　　我考上了伦敦大学，欧战爆发不能去，改入香港大学。我母亲与姑姑托了工程师李开第作监护人，她们在英国就认识的老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

　　但是他不久就离开香港去重庆，改托他的一个朋友照应我，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

　　他跟他太太就住在那宿舍里。我去见他们。他是福建人，国语不太纯熟。坐谈片刻，他打量了我一下，忽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我略怔了怔，笑道：“鹭鸶。”

　　“对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

　　丑小鸭变成丑小鹭鸶，而且也不小了。

　　事实是我从来没脱出那“尴尬的年龄”(the awkward age)，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

我父亲我姑姑与他们的异母兄合影。

　　我姑姑替她母亲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我太罗曼蒂克，这话简直听不进去。

　　我姑姑又道：“这老爹爹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

　　我见过六姑奶奶，我祖母唯一的妹妹，大排行第六。所以我看祖父的全集就光记得信札中的这一句：“任令有子年十六，”因为是关于他小姨的婚事，大致是说恩师十分器重这任姓知县，有意结为儿女亲家。六姑奶奶比这十六岁的少年大六岁，(按照数字学，六这数目一定与她的命运有关)应是二十二岁。我祖母也是二十三岁才定亲，照当时的标准都是迟婚，因为父亲宠爱，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个还剩一个。李鸿章本人似乎没有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见图二十二)那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他唯一的一个姨太太据说也丑。二子二女也都是太太生的。

　　与她妹妹比起来，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灭太平天国后，许多投置闲散的文武官员都在南京定居，包括我的未来外公家。大概劫后天京的房地产比较便宜。

　　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家里没有婢女，因为反对贩卖人口。──后来国民政府的立法院就是那房子。

　　“爷爷奶奶写了本食谱，”我姑姑说。她只记得有一样菜是鸡蛋吸出蛋白，注入鸡汤再煮。我没细问，想必总是蛋壳上钻个小孔，插入麦管之类，由仆人用口吸出再封牢。鸡蛋清的凝聚力强，恐怕就钻两个孔也还是倒不出来。而且她确是说吸出来。红楼梦上叫芳官吹汤小心不要溅上唾沫星子。叫人吸鸡蛋清即使闭着气，似乎也有点恶心。

　　我祖父母还合著了一本武侠小说，自费付印，书名我记不清楚是否叫《紫绡记》。当时戚友圈内的《孽海花》热迫使我父亲找出这部书来给他们与我后母看。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也有两套数十回。书中侠女元紫绡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家闺秀，叙述中常称“小姐”而不名。故事沉闷得连我都看不下去。

　　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岮，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后来张家也可以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他死过两个太太一个儿子，就剩一个次子，已经大了，给他娶的亲也是合肥人，大概是希望她跟晚婆婆合得来。

　　我父亲与姑姑丧母后就跟着兄嫂过，拘管得十分严苛，而遗产被侵吞。直到我父亲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兄妹俩急于分家，草草分了家就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得越远越好。

　　我八岁搬回上海，正赶上我伯父六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一九三○中叶他们终于打析产官司。我从学校放月假回来，问我姑姑官司怎样了。她说打输了。我惊问怎么输了，因为她说过有充分的证据。

　　“他们送钱，”她简短地说。顿了一顿又道：“我们也送。他们送得多。”

　　这张看似爷儿仨的照片，三人后来对簿公堂。再看司法界的今昔，令人想起法国人的一句名言，关于时移世变：“越是变，越是一样。”

　　当时我姑姑没告诉我败诉的另一原因是我父亲倒戈。她始终不愿多说，但是显然是我后母趋炎附势从中拉拢，舍不得断了?獯蟛?这门至亲──她一直在劝和，抬出大道理来说“我们家弟兄姊妹这么多，还都这么和气亲热，你们才几个人？”──而且不但有好处可得，她本来也就忌恨我姑姑与前妻交情深厚，出于女性的本能也会视为敌人。

　　不过我父亲大概也怨恨他妹妹过去一直帮着嫂嫂，姑嫂形影不离隔离他们夫妇。向来离婚或失恋往往会怪别人，尤其是家属，不过一般都是对方的亲属。

我祖母十八岁的时候与她母亲合影。她仿佛忍着笑，也许是笑钻在黑布下的洋人摄影师。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我很诧异这名字有点女性化，我有两个同学名字就跟这差不多。

　　不知道别处风俗怎样，我们祭祖没有神主牌，供桌上首只摆一排盖碗，也许有八九个之多。想必总有曾祖父母。当时不知道祖父还有两个前妻与一个早死的长子，只模糊地以为还再追溯到高祖或更早。偶尔听见管祭祀的老仆嘟囔一声某老姨太的生日，靠边加上一只盖碗，也不便问。他显然有点讳言似地，当着小孩不应当提姨太太的话，即使是陈年八代的。每逢“摆供”，他就先一天取出香炉蜡台桌围与老太爷老太太的遗像，挂在墙上。祖母是照片，祖父是较大的油画像。我们从小看惯了，只晓得是爷爷奶奶，从来没想到爷爷也有名字。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

　　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庄的。是嫖妓丢官后，“小红低唱我吹箫”，在湖上逍遥的一个？看来是另一个，庄仑樵，也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过兼有言官的职权，奏参大员，参一个倒一个，一时满朝侧目。李鸿章──忘了书中影射他的人物的名字──也被他参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

　　中法战争爆发，因为他主战，忌恨他的人就主张派他去，在台湾福建沿海督师大败，大雨中头上顶着一只铜脸盆逃走。

　　李鸿章爱才不念旧恶，他革职充军后屡次接济他，而且终于把他弄了回来，留在衙中作记室。有一天他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此后又有机会看到她作的一首七律，一看题目“鸡笼”，先就怵目惊心：

　　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一战何容轻大计，四方从此失边关。……

　　李鸿章笑着说了声“小女涂鸦”之类的话安抚他，却着人暗示他来求亲，尽管自己太太大吵大闹，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囚犯。

　　我看了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

　　我也听见过他跟访客讨论这部小说，平时也常跟亲友讲起“我们老太爷”，不过我旁听总是一句都听不懂。大概我对背景资料知道得太少。而他习惯地衔着雪茄?缁啡谱欧考淅椿仵庾牛?偶尔爆出一两句短促的话，我实在听不清楚，客人躺在?缙躺习壮檠黄?，又都只微笑听着，很少发问。

　　对子女他从来不说什么。我姑姑我母亲更是绝口不提上一代。他们在思想上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

　　我母亲还有时候讲她自己家从前的事，但是她憎恨我们家。当初说媒的时候都是为了门第葬送了她一生。

　　“问这些干什么？”我姑姑说。“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她声音一低，近于喃喃自语，随又换回平常的声口：“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觉得好奇，”我不好意思地分辩。

　　她讲了点奶奶的事给我听。她从小父母双亡，父亲死得更早。“爷爷一点都不记得了。

　　”她断然地摇了摇头。

　　我称大妈妈的表伯母，我一直知道她是李鸿章的长孙媳，不过不清楚跟我们是怎么个亲戚。那时候我到她家去玩，总看见电话旁边的一张常打的电话号码表，第一格填写的人名是曾虚白，我只知道是个作家，是她娘家亲戚。原来就是《孽海花》作者曾孟朴的儿子！

　　她哥哥是诗人杨云史，他们跟李家是亲上加亲。曾家与李家总也是老亲了，又来往得这样密切。《孽海花》里这一段情节想必可靠，除了小说例有的渲染。

　　因为是我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

一九四三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原是日本人山口淑子)，要合拍张照，我太高，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找了张椅子来让我坐下，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
　　《余韵》书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来保存的。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不皱眉，一声不出拿了去，照炎樱的设计做了来。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

张爱玲和同学炎樱
　　　　　　　　　　　　　　　　和同学炎樱，一九四四年。

　　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我一个人独得，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刚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半年后珍珠港事变中香港也沦陷了，学校停办。

　　我与同学炎樱结伴回上海，跟我姑姑住。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也就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进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校方指派的学生长，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

　　我们回到上海进圣约翰大学，她读到毕业，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

　　她有个小照相机，以下的七张照片都是她在我家里替我拍的，有一张经她着色。两人合影是在屋顶洋台上。

这张太模糊，我没多印，就这一张。
我母亲战后回国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
五○末叶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张爱玲
　　我从来不戴帽子，也没有首饰。
　　这里的草帽是炎樱的妹妹的，项炼是炎樱的。
　　同一只坠子在图四十一中也借给我戴。

张爱玲的“时装”

　　这张照片里的上衣是我在战后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
　　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
　　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我带回上海做衣服，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
　　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做了不少衣服，连件冬大衣也没有，
　　我舅舅见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博的皮袄，
　　叫我拆掉面子，皮里子够做件皮大衣。“不过是短毛貂，不大暖和，”他说。
　　我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

一九六二年回香港派司照。
摄影师是个英国老太太，曾经是滑稽歌舞剧(vaudeville)歌星，
老了在三藩市开爿小照相馆。

一九五五年离开香港前

　　我乘船到美国去，在檀香山入境检查的是个瘦小的日裔青年。后来我一看入境纸上的表格赫然填写着：

　　“身高六呎六吋半

　　体重一百另二磅”

　　不禁憎笑──有这样粗心大意的！五呎六吋半会写成六呎六吋半。
　　其实是个Freudian slip(茀洛依德式的错误)。
　　心理分析宗师茀洛依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
　　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
　　我瘦，看着特别高。
　　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纪录。

出大陆的派司照

　　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投效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

　　我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
　　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
　　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等考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
　　但是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
　　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

一九四六年的张爱玲

　　照片背面我自己的笔迹写著“1946，八月”，不然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炎樱在我家里给拍的。

　　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
　　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
　　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一九四四年的张爱玲

　　一九四四年业余摄影家童世璋与他有同好的友人张君──名字一时记不起了──托人介绍来给我拍照，
　　我就穿那件唯一的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
　　拍了几张，要换个样子。
　　单色呢旗袍不上照，就在旗袍外面加件浴衣，
　　看得出颈项上有一圈旗袍领的阴影

一九六八年摄于波士顿。

　　以上的照片收集在这里唯一的取舍标准是怕不怕丢失，当然杂乱无章。
　　附记也零乱散漫，但是也许在乱纹中可以依稀看得出一个自画像来。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

　　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
　　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

　　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其余不足观也已，但是我希望还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能与读者保持联系。

一九六六年的张爱玲

　　这(印戳)张照片背面打着印戳：我看着十分陌生，毫无印象，
　　只记得这张照片是一九六六年离开华府前拍的。

一九六一年，在三藩市家里，能剧面具下。

一九五四年张爱玲住在香港

　　一九五四年我住在香港英皇道，宋淇的太太文美陪我到街角的一家照相馆拍照。
　　一九八四年我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兰心照相馆的署名与日期，
　　刚巧整三十年前，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