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以武功定天下”，营造大清帝国。到康熙时开始完善朝纲，同时开拓文化领域，尤其对书法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南书房的建立。《康熙起居注》己载，康熙朝设立南书房。并言：“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若令仍住城外，则不时宣召，难以即至。今着于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满族进入并统治中原后，除建立、建全政治、经济领域新秩序外，对文化的掌握则更为紧迫，由此可知南书房的设立对康熙皇帝来讲十分重要。按朱金甫先生《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分析，南书房主要有四方面功能。第一，为皇帝讲解经史，或在皇帝研究经名精义时提供咨询。第二，为皇帝编篡书籍。第三，在皇帝万机之余，陪侍他作文化方面的消遣娱乐，或诗赋唱和，或书法临摹，或古画鉴赏，乃至钓鱼赏花、侍宴伴游等。第四，为皇帝整理、誊抄甚至代写文字资料，撰拟颁发谕旨等。从这几方面看，南书房既是讲经解史，编纂书籍的办公之处，也是康熙“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儒臣供奉内廷的重要场所。南书房在紫禁城内乾清宫南庑的最西端，称南斋，为内廷范围。

清代内廷书法，从康熙开始走向兴盛。《郎潜纪闻》记载： “圣祖自言，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咯血不肯休。几余游艺，临摹各大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康熙勤于书法，而他书法的授受关系如何?《清史稿》沈荃传记载：沈荃于康熙“—卜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康熙传谕安溪李公时曾说： “朕初学书，宗
　　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沈荃是松江华亭人，与董其昌同乡，自小仰慕董其昌的书法，因才智聪颖，很快掌握了董书的用笔方法和结构安排，并达到逼真的程度。康熙把沈荃当作书法老师，对其书法大加赞誉：“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荃书之，或作大书，命题其后”。可见康熙甚喜沈荃书法。沈荃也竭尽全力指授，“每侍康熙书时，下笔指其弊，兼析其由，康熙深为感慨，嘉赏之物品，不可胜纪”。如此亲授临习，自然使康熙皇帝的书法日趋接近董书。从而导致朝野仿效，形成“风会所趋、香光几定于一尊矣”。

康熙十分爱好董书，要求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他如此看重董其昌书法，这与社会书坛传承关系以及他本人的师承关系是分不开的。首先，董其昌创立董氏书法以来，无论是他的书法，还是他的书法理论，都得到当时书法爱好者的共识。他主要继承了宋代米芾矫然拔秀的笔势，在兼法各家的基础上，以逸韵俊秀的书法享誉晚明书坛，被颂为“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同时，他对书法理论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将佛家禅理注入他的研究领域，书与理的结合，最终完成了他在书法领域的创新，丰富了他的书法内涵，成为“今书名之振世者”。由此，远近慕名而来的学者日渐增多，仿效者不下几十家。他的故乡松江地区，更把董书视为圭皋竭尽追摹，在递相传授过程中，董书的本来面目也逐渐偏离，日趋秀媚靡弱。但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并未因此削弱，反而跃居书坛正统地位。康熙融合汉文化的过程中，自经新朝睿赏，而视董书为捷途。其次，师承关系，也为康熙学习董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因为他的书法老师就是专擅董字的沈荃。
　　 清初崇尚董书的主要书家有姜宸英、王鸿绪、汪士铉、张照、张廷玉等。姜宸英与汪士铉皆以善书称著于康熙时期，但二者风格有所不同，汪土铉的楷书主要得力于赵孟頫和颜真卿，书法柔润，富于变化。姜宸英则受董其昌影响至深，他从小临摹董书，刻苦勤奋，在家乡颇有名气。后受晋唐书法影响，书风有较大变化，楷书《黄庭经卷》中的莹秀之态，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张照的楷书也是公认的董书形体，康熙时考中进土，历任三朝，康熙曾把他的书体示为典范，书法爽朗流畅，字迹匀衡秀润，具有明显董书特点。

康熙时期受董书影响最深的还是海宁地区的一些书家。海宁在清代隶属杭州府，与松江间隔嘉兴府，亦算近邻。董其昌书法在松江地区广为传播，使海宁地区的书家颇为仰慕。查升和盛名一时的“海宁三陈”，即陈奕禧、陈元龙、陈邦彦都是以董书为主要范本成长起来的。查升因写得一手好的书法，被选人南书房，从事缮写工作，他的书法没有走“兼撮众法、取人之长”自成一家的路，而是“一本于董”，对其内在结构、行笔安排均精心研究，与董的“灵秀亦相似”，被列入“得董神韵”的范畴。在他人直南书房以后，屡屡得到康熙的赞赏，赞赏之中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董字，重要的是他迎合了康熙所倡导和喜爱的董其昌书势。“海宁三陈”在书风和学承方面均有很强的一致性，故而并称。其中陈奕禧最为著名，他最初从师王土祯的书法、宗法晋人，功夫深厚，奕奕有雅致，书卷气息很浓。他收藏甚富，为他提供了书学方面的便利条件。康熙时陈奕禧以户部郎中分司大通桥，东宫舟行往通州特召之登舟，命书绢素，后招至大内南书房。此时书法已改学董氏，如辽宁博物馆藏《七言绝句轴》疏朗宽绰，灵秀沉稳，字形和间距都属董书体格。他晚年书法有所超脱，流动变化，富有妙境。陈元龙的书法纵逸洒脱，也不失董书遗意。康熙以“素知”陈元龙工楷法而特别嘉奖，并“以御书阙里碑文示之”。三陈之中，推陈邦彦最溺爱董其昌书法，他日有所临，达到酷似程度，椐《书林纪事》记载，他曾临董书“至千万本，人往往取其书，截去某人临数字，即以为充香光书，售得善价，收藏家多不能辩”。这一记载，不仅说明“酷似”已到了乱真的地步，也说明他得到这一“乱真”成果的艰辛，对此康熙也深深为之敬佩。康熙视董书为圭皋，社会以康熙定一尊，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视董书为楷模的辉煌时刻。然而历史的盛衰规律和社会文化的更替现象，使占据康熙60年的董书，在经历了雍正过度阶段以后，这一时尚逐渐被新的书风所代替，这就是后人所谓“香光告退，子昂代起”。

康熙掌国60年，从8岁即位，在皇位上，完成了人生的旅途。书法从初学到成熟，演进过程比较明晰。而雍正皇帝施政时间只有短暂的13年，因此即位前的书法作品以及书法评论流传下来很少，的确有待开发。《书林纪事》有一段记载：“世宗为皇子是，任侠微行。相传尝游杭州，将泛西湖，出涌金门，见一书生卖字，颇精八法，即命其书一联，中有秋字，易火于左。世宗曰： ‘得毋误否。’书生条举名帖为辨。世宗： ‘若既博洽，曷为不效举子生活，乃卖字乎。’书生自云： ‘尝举孝廉，贫不能给妻子，卖字求活，安望富贵。’世宗出囊中马蹄金数笏，曰：‘吾贾有赢，不如资若求功名，得志毋相忘尔。’书生谢受之。即上公车，连捷翰林。世宗已践祚，一日睹其名，忆是书生，即召入。书一和字，易口于左，询之。书生对言： ‘讹体’。上笑不答。翌日使奉诏诣浙江，巡抚受诏发现，乃命此书生仍向涌金门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乃大悟。”雍正是一个善于思辨、善于改革的皇帝，曾在中央行政制度方面进行过重大变革。他种种变革思想和改革措施，不乏践祚前经常“任侠微行”时，建立的牢固思想基础。这段故事反映出他的文化修养和对民情的体察。表现为“不如资若求功名”，善于培养人才；继续发扬“条举名帖为辨”的治学态度； 故事虽然未提到雍正书法如何，也未提到对书生书法评价，但间接表示了“见一书生颇精八法”的同时，他已然具备“八法”的素质和对书法品评的能力。雍正45岁登极，显然，在位时间要比康熙和乾隆皇帝少得多，保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也显然少于康熙和乾隆皇帝，固然十分珍贵。当皇帝以后，他的书法在经历了漫长的临写摹仿的初学阶段，已然进入成熟阶段，书法总体表现畅朗娴熟、宽辍自然、文雅遒劲、谋略深邃、格调非凡、气势宏伟，有皇帝欲凌驾雄强的气派。
　　“子昴代起”是指乾隆时期书法易董于赵。是基于乾隆本人的爱好以及“承平日久”的社会状况等原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法体式。

清代到乾隆皇帝仍维系着康熙盛世的局面，但康、乾两朝的社会状况以及两者对国家大政的治理显然各有不同。按清史稿所言，康熙是清王朝的创立基业者，雍正则充实巩固康熙所开辟的基业，至乾隆时已是太平盛世，他主要开辟疆域，建立大一统帝国。《清史稿[$#8226]高宗本纪》说：“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微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乾隆亦自谓“朕承祖宗积德累仁之旨，海宇人安，人民禾业，幸共享太平之福矣”。同时，乾隆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执政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承平的社会，昌盛的文化，必然触发书坛适应这一时代的氛围，而赵孟頫端丽圆润的书法正符合这种需求。在诗歌中，他以“长夏清且闲，朝回甜池馆”的生活写照，表现了太平国安后的闲情逸致，和风雅之情，而赵孟頫\清秀柔润的书法意韵，顺应了他的生活意境。
　　 乾隆皇帝喜赵书而“大为世贵”，故书易董于赵。他寄情翰墨，纵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皆仿松雪。地位尊崇，一时学者众多，纷纷仿效，形成一时风气。其墨迹在宫中、御园、名胜古迹、寺庙等几乎到处可见，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发现，书学起步仍是康熙时流行的宫廷书法，后在承学各家中进行选择，所谓“羲献去已遥，颜柳真迹罕，追摹消永昼，徘徊作清伴”，遂选定赵孟頫端丽圆润的书法。如《霎岳楼笔谈》所评“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改变了康熙朝尚董的的风气。从存世的乾隆书迹看用笔、线条均纤毫精谨，深稳秀逸，造型端庄柔美，很接近赵书的风范。尽管他曾追摹过二王、颜柳、赵董的书迹，但赵孟頫\书法对他的影响更加深刻。由于他提倡赵书，宫廷侍臣及王公相卿亦趋之若骛，蔚然成风

其实，在宫中任职的张照、曹秀先、于敏中、王文治、梁同书等，都曾依附于赵书秀丽的风格。
　　 康雍乾：三朝元老张照，在康熙时书法尚董，受到宠幸，到乾隆时又学赵，书法趋于精熟圆转，被王文治称为“多恐吴兴畏后生”。曹秀先、于敏中、梁同书早年都受到董书影响，但基于乾隆对赵书的偏爱，他们均趋尊于乾隆左右，转而沉湎于赵孟頫书法。王文治为庚辰探花，早年书学董其昌，继而师法赵孟頫\，骨格清纤、秀逸天成的书风，深得赵体神韵，乾隆南巡时见他所书钱塘僧寺碑，曾大加赞赏。
　　 号称“乾隆四大家”中的刘墉和永理，亦受赵书影响。刘墉官大政显，但为其书名所掩，他的书法，用笔丰厚，结体肥润，人们都认为出于颜董，其实刘墉初期是以官样赵氏书体为根基的。如《松轩随笔》所云：“刘文清书初从松雪人”。后来研究《淳化阁帖》，才一改前貌，形成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的书风。成亲王永瑆，乾隆帝十一于，早年承家学，自然仿效其父之书，加之收藏甚富，又能窥到内府翰墨，故能博涉赵孟頫诸体：书法。《啸亭杂录》载：“少年工赵文敏”，可见皇族子弟宗承家学。他后来广猎诸书，兼上各体，但始终未能突破赵书圆润秀发之轨。乾隆一朝，宗法赵书人数卜分之多，英和、王杰等人都是忠实的追随者。
　　 康熙尚董、乾隆尚赵，在朝廷内外掀起大的波潮，而这一‘波潮的存在，竟占去了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的一半历程，可见官样：书法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官样书法的典型，则是“臣”字款书法。
　　

臣”字款书法是宫廷内部具有的一种特殊落款形式的书法。书法的形式、内容与宫外书法有所不同，是皇宫内廷特有的一种体式，是当时馆阁及翰林院中的官僚擅写的字体，因为字写得拘谨、刻板而称做“馆阁体”。“馆阁体”按各类辞书所讲，是北宋沿用唐代的建制，发昭文、史、集馆院三馆，另增设秘阁、龙图阁、天章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明代将其职掌移归翰林院。清代沿用，馆阁中人常须应制作文章，其文体、书体皆为求典重工致。何人可以进入馆阁、进入翰林院?首先，必经仕途，入官为臣。朱克敬《翰林仪品记》言： “国朝仕路，以科目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翰林不与；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他官叙资，亦必先翰林。翰林入直两书房(上书房职，授王子读；南书房职，拟御篡笔札)。及为讲官，迁詹事府者，人尤贵之；其次主考、督学。……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国朝仕路”为进贤之路，人人视为正途，因此读书、应试、入仕且是学子唯一本业，可谓“得之则荣，失主则辱”。其次，楷法不合格者，不能人翰林。清代中晚期，对龚自珍有这样的记载：龚自珍于道光九年会试中式，殿试因楷法不及格，列三等，赐同进士出身，不入翰林。于道光十四年他有《干禄新书序》一文，自言著《干禄新书》成，从论选笔、磨墨起言作小楷之法，以贻子孙。其内容论清代以小楷选士。可见进入馆阁行列绝非易事。书法的好坏成为铨选人材的重要标准。

因此，书法冠以“臣”字显然是爵位的允许，既为皇帝的臣子，必然为皇帝书写而称臣。称臣的书法作品多为附庸于皇帝，或迎合皇帝的欢心，其中有作为礼品赠送，诸如持送一些工艺品，工艺品的边侧题诗，刻字后落臣字款。装饰点缀廷殿内墙、外墙题诗，刻于墙壁。但落臣字款的宫廷书法大多康雍乾内廷书法为抄录御制诗文，其形制包括手卷、立轴、册页，保存在故宫最多的则是小本册页。这些卷、轴、册： 质地考究，花纹多样，金饰蜡笺，色彩亮丽，雍容华贵；册页多为粉纸和黄纸，彩勾花边，画有界格。笔墨精良，书法墨色油亮，书于蜡笺纸颇有华贵之气，而书于宣纸墨色乌黑浓重；书法格调单一，字迹乌黑，若书写在蜡笺纸上光洁亮丽，没有笔墨层次感；字体端正圆润，大小一律，成为皇帝御用书体，也成为人们追求端庄、圆润工稳、富丽的美感效果。乾隆时期的《洪亮吉传》言：“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以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乾隆年间，诏命廷臣，缮写抄录《四库全书》众多馆阁之士，终日恭写楷书长达十年。这一庞大的缮写工作，可谓馆阁云集影响很大。实际上，馆阁体书法的主要活动是在宫廷内部。在皇帝周围活动的大臣，都以恭敬的方式服侍皇帝左右，并以谦和、谨慎的态度表现着书法美的线条。皇宫内保存的“臣”字款书法中，几乎看不到草书、隶书、章草诸体写成的作品。楷体、行楷体，一直是宫廷书法的主要面貌，假若用
　　楷书或行楷书的书体临写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诸书家的书法，其书法面貌变化再大，在宫廷生活的局限下，其字型仍然改变不了端方圆润，字体大小千篇一律具有职业性内廷书法的格局。
　　 馆阁体发展成就可分为三点：第一，馆阁体的最初是从科举开始练就而来，书家功力很深。楷书是科仕的基本书体，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不断进取，六艺中的“书”是进取中的一部分，无论文人、土大夫，还是官宦阶层，其最初的文化学程，都是以楷书启始的。如丰坊所归纳的：“学书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馆阁体的结构安排，线条粗细的变化，用墨的浓淡程度。都是长期练就的成果。第二，馆阁体是书法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馆阁体的存在，必然有他自身存在的价值，体现了宫廷内部特有的一种端庄、工稳的严肃性，这就是宫廷书法美感的一种衡量方法。第三，馆阁体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实用效果。正如前面所讲到的誉录抄写，墓志、碑铭、经书以及公函的往来等等，都是其他书体所不能替代的。
　　 康熙尚董，乾隆尚赵的两种形体以及两种书势的相互转换代表了康雍乾三朝书法发展的大致情况，也是清代宫廷书法运行过程中的主流，导致“臣”字款书法趋之若骛。从中国书法史的角度分析，这些“臣”字款的书法，虽然不能代表整个清代社会书法发展的历史，也无法与清代社会多姿多彩的书法相比较，但它毕竟伴随着清代书法的昌盛，走完了自己的这段历史，并取得辉煌业绩。

完结

这字看着就一种享受。